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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进口仿制,到清乾隆禁枪,我国火器全面落后西方

  火器之于近现代战争乃至社会发展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我国火器制造原本是领先的,毕竟古代四大发明中就有黑火药这一项,而且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元代时还出现了性能不太稳定的火铳、突火枪等火器。

  


  但是,火药在我国多应用于炮仗和烟火杂技,在火器领域的延伸并不广。反而,火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良,升级成各种火器,火药兵器逐步取代冷兵器,成为阵前杀敌、攻城掠地的大杀器。

  大约从15世纪开始,欧洲火器开始领先于我国。此时,正值明代中后期,当时各种枪械发展比较缓慢。这种差距,一开始并不大。欧洲人有火门炮,我们也有;欧洲人有火绳枪,我们同样也有。

  


  火绳枪是现代步枪的直接原型,直接将战争从冷兵器拉入了热兵器时代。

  16世纪早期,明朝从葡萄牙引进这种武器。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时,将火绳枪应用于战场,后来又俘虏了葡萄牙人与倭寇联军,并缴获了部分枪支。明廷知晓这一武器的厉害,便命人仿制。武将马宪、李槐等人面对实物,不断研究和改进,历经十余年终于造出了 “鸟嘴铳”,这就是后来的鸟铳。鸟铳出现后,长久不衰,后来成为装备明、清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之一。

  


  火绳枪的换代产品是燧发枪。当然,这一革新是欧洲人主导的。大约在17世纪中叶,欧洲军队开始普遍装备这种武器,并一直用了200多年,直到1848年。明末官员、武器专家毕懋康详细研究并制作了燧发枪,但性能比以前的鸟铳并没有提升多少。清初,工匠们进一步改进。制作精细、性能良好的燧发枪开始出现。康熙皇帝打猎用的猎枪就属于燧发枪。

  


  可见,在中外交流的背景下,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大,至少不会有指数级的差距。清朝初期,由于对明朝、三藩作战,朝廷还是比较重视火器的。除了燧发枪之外,火器专家戴梓发明“连珠铳”,很多人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把机关枪。这虽然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当时人们对火器的创新和求索精神。

  


  如果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火器应该有大的起色。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在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时,清军的装备还停留在“兵丁鸟枪”等落后武器上。也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武器装备并没有实质的跨越。这些鸟枪数量虽然众多,但由于制作工艺衰退,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现象严重,质量大不如以前。至于火炮,清军工匠的铸炮技术也很滞后,关天培在1835年调集高水平工匠铸造火炮,结果四十门大炮在实验中就炸膛十门。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比较复杂。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臣国泰上疏指出:各属民壮鸟枪,应令实力操演,以收实用。而乾隆皇帝的态度却是“鸟枪原系致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戏多藏。即如山东王伦聚众之事,幸其不谙放枪,故易剿灭。”

  山东王伦起事后,乾隆皇帝出于政治稳定考虑,严格民间禁枪。这种做法虽说在情理之中,但反映了朝廷对火器的态度。

  


  民间是不能创新了。那么朝廷呢?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在西方,如果清政府走引进的老路或者自己研发,或许会继续缩小差距。不过,这种设想也只是在闭关锁国以及天朝上国的美梦里沦为泡影。

  落后就要挨打。终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迎来了第一次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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