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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少年时的玩伴“闰土”晚年因没钱治病逝世,子女后代如何?

  在上世纪语文教材《少年闰土》里,那位“深蓝的天空下……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的“少年小英雄闰土”,曾让多少“80后”记忆犹新。而放在真实的民国历史上,那位“闰土”的原型——大文豪鲁迅的“少年发小”章闰水,人生却苦到令人心疼。

  出身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县杜浦村农家的章闰水,年龄比鲁迅长两岁。全家更与鲁迅家关系极深:章闰水的父亲一直给鲁迅家做“忙月”(忙碌月份给大户人家打工的短工),章闰水的母亲更是童年鲁迅的奶娘(鲁迅笔下的“长妈妈”)。14岁那年,章闰水被父亲带到鲁迅家,帮着看管“东家”的祭器,也因此认识了12岁的少年鲁迅。两个活泼泼的孩子,从此一起聊“捕鸟”“看瓜”的趣事,结下深厚的友谊。一如《少年闰土》里写到的情景。

  


  但和《少年闰土》里,鲁迅和闰土“从此没有再见面”,直到三十年后才重逢的景象不同。一直到青年时代时,章闰水与鲁迅依然还有联系:1900年,正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的鲁迅,还在寒假里与章闰水一道在绍兴城游玩,两个二十出头的少年郎,那时“边走边谈,漫步街头,观赏闹市”,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

  但灾难,却在三年后降临在章闰水身上:1903年章闰水父亲去世,二十四岁的他从此撑起了整个家,守着六亩薄沙地勤扒苦做。然后在岁月的摧残下,变成了鲁迅小说《故乡》里,那“中年闰土”重逢“迅哥”时“浑身瑟索着”“加上了很深的皱纹”“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的样子,让多少读者读到唏嘘。

  


  而在真实历史上,鲁迅与“中年闰土”的这次重逢,发生在1919年12月他回家接母亲北上时,当时章闰水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启生(《故乡》里闰土儿子水生的原型)过来帮忙搬运行李。等到鲁迅一家人启程时,章闰水也领着女儿章阿花(《故乡》里闰土“五岁的女儿”原型)前来送行,他带着女儿站在鲁迅故居前的“张马桥”上,目送着鲁迅的船消失才视线里,许久才依依不舍的离开。这,就是鲁迅与“闰土”章闰水,人生最后一面。

  也就是在这一次重逢时,鲁迅记忆中那个“教鲁迅捕鸟,讲海边故事的少年”,变成了眼前“衰老、阴沉、麻木、卑屈的人”。如此强烈的震撼,成了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动力。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追问“闰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问题,就得看看在与鲁迅“重逢”前后,章闰水到底经历了什么。

  比起鲁迅小说里“捕鸟捞鱼看瓜”样样在行的“闰土”来,真实的章闰水也不差,以章闰水女儿章阿花的回忆,章闰水“锄地捕鱼,挑担撑船样样做”,一年到头不见休息,可即使这样,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养活不了我们一家六个小孩”。1934年浙江大旱,章闰水被迫卖掉了六亩薄沙地,成了更苦的佃农。两年后贫病交加的他背上“生痈”却无钱医治,病故于1936年9月。

  这位勤劳憨厚的农民,去世前的情景,也留下了许多让人动容的时刻。“生痈”的他,每天要靠女儿章阿花为他擦脓血,可不管多痛,他都咬着牙不流一滴泪。临终前的他,依然还在念着万里之外的鲁迅,叮嘱家人说“想办法给周先生(鲁迅)带一点干青豆去,他是一个好人。”

  同样让人心痛的,是《故乡》小说里闰土儿子水生的原型,章闰水的长子启生的人生。那个小说里“(比闰土)黄瘦些”“却害羞”的少年,和他父亲一样是个种地打猎捕鱼撑船样样在行的劳动好手,而且还擅长“吹笛子”“敲鼓板”“拉胡琴”,每次村里的迎神赛会活动时,他也都是挑大梁的“大敲会”。可这样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依然不能摆脱贫困,却在1940年的霍乱瘟疫里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八岁。

  


  而闰土的小女儿章阿花,即《故乡》里那位“管船只”的“五岁的女儿”,则是嫁到了离杜浦村十里的中村毛家,苦熬过了多灾多难的民国时代,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1975年时,66岁的章阿花已是儿孙满堂。她在接受绍兴县文化馆采访时,详细描述了章闰水家的命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述。也正是同一年,章闰水的三儿子章长明也走入人们视线,他那年六十岁,以章阿花的笑谈说:“仍十分硬朗,越活越年轻呢。”

  在章闰水后人里,最值得一说的,当属章闰水的孙子章贵(章启生的儿子),新中国建立后,章贵通过刻苦的努力学习,成为了一名知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还一度担任了浙江绍兴鲁迅文学纪念馆的副馆长。如此成就,章闰水若有知,当可告慰。

  而比起鲁迅与章闰水,这感动了无数读者的友谊,和章闰水后人的命运来。更值得后人思考的,却是章闰水苦难人生背后,那个更加充满苦难的民国时代。

  忆起民国时代,多少“文青”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文豪”“大师”们的风流人生。但是在这些风雅背后,却是更多底层民众的艰辛寒苦。就以浙江的农村来说,一部民国史,就是一部浙江农村的“天灾史”。仅是1928年至1929年两年间,浙江就有33个县遭到水灾,14个县遭到旱灾,21个县遭到风灾。30个县遭到虫灾。触目惊心的灾害,纸面上是一串数字,冲击的却是多少个“章闰水”,实实在在的家庭与生活。

  


  特别是在章闰水人生发出剧变,不得不卖掉六亩土地沦为佃户的1934年,亦是浙江天灾载入史册的一年:空前的旱灾席卷了浙江全境,海宁、宁波等地竟上百天滴雨未下,受灾土地在两千万亩以上,很多地方更是遭受过旱灾后,紧接着又遭受水灾。看过这样触目惊心的灾情,就知道章闰水全家,当时遭受着怎样的打击!

  而比天灾更可怕的,则是人祸。就以当时治理浙江的国民政府来说,面对1934年空前的灾情,各级官员表现出的,却是令人发指的麻木。长兴等几乎颗粒无收的县里,政府官员或是拼命隐瞒,或是巧立名目瞒报。而当灾情蔓延时,救灾无方的官员们,却挖空心思侵吞物资。“不良分子胥吏乘机渔利”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勾结地主富户囤积居奇,趁机聚敛兼并土地。章闰水,就是这样失去了六亩薄沙地。

  更可怕的人祸,是无论丰年灾年,都永远交不完的苛捐杂税。在民国的农村版图里,浙江不算穷地方,但农民的负担之重,以现代人眼光看却难以想象:比如民国年间浙江杭县农民要交的地丁银,竟比晚清年间暴增了九倍。1932年浙江江山县农民缴纳的钱粮税,仅比1931年就暴增了五倍。而在经历了1934年空前旱灾后,浙江的农村更加剧贫困化。仅是国民政府自己的调查,数据就令人震惊。

  比如在1935年的浙江嘉兴县,当地农民每年收入183元,支出却是301元。同年的浙江平湖县,农民收入141元,支出却171元……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每年的收入都是“负数”,入不敷出成了常见现象。嘉兴县更是““农家贫困、农村破产”,“农民只有在远低于水平线下的生活度日”。”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学家何廉更是毫不客气的指出:““浙江的农业贫困问题十分严重”。”

  简单的几句话,就是“闰土”等平民百姓们,说不尽的生活辛酸。

  


  这样的辛酸,不是哪一个“闰土”的个例,更不是浙江省的个例,却是1949年以前,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普遍的艰辛苦难。理解这样的苦难,就理解了与“迅哥”重逢的“闰土”,那让“迅哥”吃惊的““衰老、阴沉、麻木”,理解了这样的“闰土”,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且民生艰难的时代。幸运的是,这样的时代早已远去,不会再来。

  参考资料:中新网《“闰土”后人动情忆海婴》、邵建新《话说鲁迅笔下的“闰土”原型及子孙》、谢建《试析民国时期江南农民负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通史》、翁有为《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周培棠《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鲁迅日记》、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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