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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耻日 回顾“九一八”事变始末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9周年。“九一八”撞钟鸣警之声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此时此刻,让我们重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始末,牢记那段被侵略、受奴役的屈辱岁月……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三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左胳膊以白布条为记号。

  


  垂涎三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由来已久,从1894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始,经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伸进中国的东北。1927年6月至7月,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专门研究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并在会后形成的上奏日本天皇的《田中奏折》中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支那”是日本当时对中国的蔑称——编者),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路线。东方会议的召开和《田中奏折》的形成,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惜动用武力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从此,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政治阴谋,在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之后,开始为武装侵占我国东北进行最后的谋划。沈阳是当时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司令部所在地。1930年冬,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策划把沈阳的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又制定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1931年6月底,又进一步制定了在柳条湖地段炸毁铁轨的详细计划。时间预定是9月28日,并计划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企图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莞尔选择了距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为爆破地点。

  1931年8月上旬,关东军曾密令在四平街(即中街)组成的装甲列车、步、炮兵联合部队作出动准备。关东军还在北大营附近连续进行实战演习,多次贴近北大营围墙。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即由日本退伍军人、预备役军人、后备役军人和受过短期训练的人员所组成的右翼法西斯军人)组织也于9月8日接到密令,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关东军于9月10日前后多次召集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竭力煽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支进行军事训练。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者在疯狂准备战争,当时的中国东北已是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计划泄露“九一八”事变提前了十天

  1931年8月,本庄繁就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不久,就审查了石原莞尔拟制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制造沈阳事件的时间定在9月28日,但由于这一机密在日本国内泄露出来,于是关东军司令部便决定将原定的日期提前10天,在9月18日发动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22时20分,驻沈阳的日本铁道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部河本末守中尉带领日本士兵,以巡查铁路为名,在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附近,选择了从北大营南大约800米的地点,亲自在铁轨上装置了骑兵用的炸弹,并点上火。“轰”——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炸坏的铁轨、枕木飞溅四射。然后,日军在爆炸现场摆了几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没有血迹的尸体,充当炸铁路的“凶犯”,伪造了中国人炸铁路的假现场;同时,河本末守采取贼喊捉贼的伎俩,用其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守备队第二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紧接着,预先埋伏在铁路爆炸点以北约4公里的日本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在中队长川岛的带领下,立即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袭击。关东军随即按照预定计划,命令驻抚顺、铁岭的铁道守备队和驻辽阳的第二师团迅速向沈阳集中,连同在沈日军分别向沈阳城发起进攻。于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沈阳陷落蒋介石“不抵抗” 热血将士悲愤撤退

  9月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板垣征四郎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了由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的八项电令,除了命令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外,还命令有关部队迅速集结沈阳,支援进攻沈阳的日军,同时还请求驻朝日军越境增援。

  随着从沈阳南站向北大营和飞机场发射的24厘米重炮炮弹炸响的隆隆声,日军开始了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在沈阳的部分东北军官兵,出于保家卫国的民族气概,进行了一些自发抵抗。驻北大营的独立步兵第七旅是东北军精锐部队之一,有官兵7000余人。在日军爆破铁路并开始向北大营进攻时,旅长王以哲未在营区。参谋长赵镇藩几次用电话请示在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旅长王以哲,而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但是身处北大营第一线的赵镇藩“觉得荣臻不可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夜11时半左右,部分日军冲进营区,向第621团官兵扫射、刺杀。该团各营按照荣臻的命令,都未带武器,因而来不及抵抗,纷纷奔走逃命,许多人被打死、刺死。但第620团第三营在值周官、九连上尉连长姜明文的指挥下,事先就将武器弹药带回营房。听说日军冲入营区后,他们立即在营房附近用麻包垒成临时掩体,向敌人还击,日军未能接近。其间,荣臻在传达不抵抗命令的同时,指示部队必要时可组织撤退。第619团、621团先后向东撤走。第620团在团长王铁汉的指挥下,至19日凌晨4时,也从东、北两侧围墙分两路撤退。从北围墙撤出的团部和第三营、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部在墙外遭到日军阻击。早已满腔怒火的该团官兵立即枪炮齐发,将敌人的火力压住,迅速撤出敌人的火力区。19日6时30分左右,日军占领北大营。据事后调查,日军在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官兵伤亡近300人。

  19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沈阳城。日军第29联队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商埠地南市场,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场,第三路攻入大西边门、小西边门。先将警察署包围,接着又包围电话局、无线电台等处,然后包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及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着,日军又攻占大北关、小北关和大南关、小南关,占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并开始在重要街巷路口设岗,任意屠杀百姓。其宪兵更是闯入民宅搜查武器及反抗分子。最后,日军集中兵力,先后将沈阳各城门及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队部用坦克攻开。驻城内的警察、公安队奉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公安局长熊飞的命令,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地三分局、南市场等处的战斗尤为激烈。但由于日军以装甲车、坦克进攻,火力强盛,公安警察抵挡不住,警员伤亡严重,被迫撤退。由于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在日军大举进攻之下,沈阳很快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日军在占领沈阳后,掠夺了中国大量军用物资,其中有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坦克26辆、各种枪支12万余支。

  9月19日上午,沈阳城内外贴满了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颠倒黑白,反诬事变是因中国军队制造爆炸破坏了日本南满铁路正常运营引起的,厚颜无耻地宣称日本关东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等等。

  9月19日凌晨,日本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满蒙”局势的最新发展及处理方针。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中将、参谋本部次长二宫中将、总务部长梅津中将、作战部代理部长今村大佐、情报部长桥本少将。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时宜的”,并决定向中国东北增兵。会议责令陆军省军事课开始着手准备增派驻朝日军一部及国内日军第十师团支援关东军的紧急调遣计划。

  9月21日下午,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在尚未接到正式命令之前,即下令所辖步兵第39混成旅团连夜乘火车越过中朝边境鸭绿江,向中国东北进发,参加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9月22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对驻朝日军之行动采取了“追认”的态度,并决定增拨临时军费。同日下午,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将此事联合上奏天皇,并获得天皇的批准。这样,关东军和驻朝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得到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军部的全力支持。此后,日本关东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东北各地扩大侵略,战争的硝烟弥漫东北大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浩劫。

  日本关东军自炸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武装侵占我东北大地,进而侵略全中国。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抗日战争的历程。“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竟厚颜无耻地在柳条湖爆炸地立了一个标牌,上面写道:“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1938年,日本侵略者又在标牌处建立一个“柳条湖爆破纪念碑”,该碑呈炸弹尾翼形。在北大营,日本军国主义也建立了一座“战绩纪念碑”,炫耀其所谓的赫赫战功。如今,这些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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