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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砍医生陶勇愈后半年:出门诊却不能上手术台 绝不原谅行凶者

  在出院后,有一位记者问过陶勇一个问题,“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一次,您会不会接收这位伤害您的病人,为他动手术。”陶勇回答得迅速坚决:“不会。”

  

被砍医生陶勇愈后半年:出门诊却不能上手术台 绝不原谅行凶者


  9月,陶勇恢复门诊已4个月了,但他还不能重回手术台主刀。

  诊室里,陶勇被砍伤的左手依旧只能耷拉着静放在桌面上。老病患络绎不绝,他们是来看病的,更是来看陶勇的,陶勇的诊室动辄就会被鲜花包围。

  陶勇是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今年1月20日他在出门诊时, 被自己诊治过的患者崔某砍伤,造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

  详见: 北京朝阳医院伤医者被刑拘!

  刚满40岁的优秀青年医生瞬间跌入人生的至暗时刻, 尤其是他在手术后醒来,才知道伤害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曾经想尽办法救治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陶勇反复问自己,无解。

  4月13日,被砍伤84天后,陶勇出院,5月18日陶勇重回医院恢复门诊。

  如果说在那个最黑暗的1月,陶勇仅仅是“一起惨烈伤医案背后受伤害的好医生”。那半年多后,那个活跃在各个短视频直播平台和微博上,传播着眼科疾病常识、热心公益的陶勇,似乎正在甩脱那个受害者的形象。

  但陶勇还是谢绝了记者跟他出诊或者是参加公开活动的倡议。“这几个月,感觉我的生活已经全部被这些事务打乱了。”他说。而陶勇在这样一条生活快车道上似乎停不下来了。

  不少人都会好奇,出院以后陶勇的生活和心态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说了一个乍看让人有些失望的“标准”答案,“我变得更乐观、勇敢、坚强了。”

  记者在和陶勇2个小时的谈话中,却逐渐发现他所说的这些形容词,于他这半年多而言,并不空洞。但 对于一名“受过伤”的医生来说,陶勇又不得不承认有时候面对一些潜在的医患纠纷,自己变得越来越谨慎胆小了。

  “超短”门诊:

  一次门诊只看20个号

  现在陶勇把坐诊的日子固定在了每周三下午。今年3月更新的科室专家出诊信息栏上,陶勇的名字还来不及添上去。

  出事前陶勇的坐诊频率是每周两个半天,看起来眼下只是缩短了一半的出诊时间,实际上他减轻的门诊负荷并不止一半。

  因为疫情限流和陶勇的手伤还没有恢复,现在他一次门诊下来最多看的号也在20个以内。而 受伤以前,他一个半天看60多个号也是常事 。

  “规定的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以前陶主任看门诊到傍晚七八点,最晚的一次纪录,听说他一直看到了晚上11点,但他看的病人病情千差万别,根本不能流水作业……”科室门口导医台的护士回忆。

  陶勇总是不忍心拒绝那些远道而来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家境差的患者家庭,在北京多留一天,也会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陶勇就只好给自己加压,无限延长下班时间。

  现在每周三下午来挂陶勇号的,大多是老患者。他们来时大多会带着家里的土特产,比如小米、花生甚至是鞋垫。

  有的患者家属克制不住,在陶勇面前对行凶者厉声斥责,有的患者和家属会轻轻摸一下陶勇受伤的左手,落下眼泪。

  一位40岁出头的父亲,孩子的双眼球都因为恶性肿瘤被摘除了。他一见到陶勇就忍不住哭了。后来他告诉陶勇,这是自己成年后第二次哭,第一次是在孩子的第二个眼球被摘除时。

  陶勇总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患者和自己就是“命运共同体”, “我的很多患者都是被很多医院拒绝过的,我接收了他们,也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在这些老患者中,田女士一家有些特殊。 1月20日事发当天,带着女儿来看病的田女士毫不犹豫冲到陶勇前面为他挡刀。

  陶勇事后才想起来,这位河北母亲能做出这这样的举动,或许只是他当时为她们做的一点小事:去年夏天,田女士带患有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女儿从河北来求医,得知诊断结果,她已经是五雷轰顶。但是按照流程,当天田女士女儿只能拿着检查结果回家,要间隔好几天才能来打针治疗。陶勇见到一家人很焦虑且来医院路途远,干脆就免除了女孩的排队等待,帮她当天就把针打了。

  “有时候就是这些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善举,能够帮到你。” 陶勇说起来似乎举重若轻。

  在危难时帮助陶勇的还有两位医护,其中一位就是他眼科平时交集不多的一位同事。当时他也被行凶者砍伤了耳朵和头。

  简单包扎处理后,这位同事第二天又出现在了诊室,给即将动手术的患者查房。陶勇回去工作后,俩人其实也很少再聊起这件事。别人问起,这位同事总是淡淡一句“当时就是一瞬间的本能。”

  还有一位一路背着陶勇,帮他躲开行凶者并且帮他第一时间包扎止血的同事是护士陈伟微。事后,医院奖励了她6000元的见义勇为奖金,但她觉得受之有愧,就找到陶勇,全部捐给了他的公益项目。

  “那件事后,没有后怕是不可能的。 但是好像只要我一坐到诊室里,一见到那些老病人,就会觉得精神头儿特别好,啥也不害怕了 。”陶勇说。

  

北京朝阳医院门诊大楼 杨书源 摄


  北京朝阳医院门诊大楼 杨书源 摄

  安检门装了,之后呢?

  今年年初,朝阳医院的门诊大楼入口处安装了安检系统。所有进入门诊楼看病的患者都要通过安检进入。安检的广播里,一直循环播放着“为了您的安全,请接受安全检查。”

  “其实医院安装安检门的事情说了很久了,甚至是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出事后,也没有太多实质性推进,反倒是我的事情后,北京各大医院安检门纷纷落地了。”陶勇觉得这是自己这件事带来的公共价值。

  记者探访朝阳医院是在一个周一的上午,门诊大门前的引导录音循环播放着“为了您的安全,请配合安检”,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安检仪器的存在。负责安检流程的医院保安介绍,每天这个仪器都会检查出几把到十几把水果刀,大部分是患者无意中带进来的,一个月内也会通过安检发现一两次比较危险的长刀具的携带者。

  问起保安这套安检设备的设立目的,她不假思索地说:“是因为疫情,安全起见。”心照不宣的这场伤医事件,似乎是被模糊淡化了。

  但在朝阳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日常中,却留下了 “痕迹”。大部分科室原本锁闭的后门都打通了,一些科室的医生把自己的诊桌横放在了诊室门口,这样患者只能在门外依次排队就诊。而陶勇所在的门诊楼7楼眼科病房,患者在进入就诊区前,科室导医台的护士要再次核实进入者是否挂了当日的号, 每到就诊高峰时,保安也会增派力量在诊室附近巡逻。

  “用诊桌挡着门,这样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了?”记者小声嘀咕了一句。陶勇立即表示反对:“这是你终究还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根据陶勇所述, 在自己受伤住院以后,院内又发生了大小近20起伤医事件,因为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身伤害,所以也就没有传开去。

  所以安装了安检门就够了吗?陶勇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仅是个开始。

  “或许可以请一些心理学专家来为我们医护讲讲犯罪心理学,比如一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在行为举止上有哪些特征,这样大家在工作时也能更好察言观色。”陶勇现在回忆起那位伤害他的人,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引起注意的迹象的。此前他总是一个人来看病,从没有家人陪同,看起来也有些孤僻。

  另外陶勇还有一个设想,他想向医院申请聘请一位之前的患者家属,为他上五险一金,请他担任科室里兼顾保护医生职责的医导。陶勇还打算在科室内部推广一个微信程序,运用这个程序医导可以迅速帮助患者熟悉就诊流程,减少医患因流程不清产生的摩擦。而这位身兼数职的医导人选就是那位在陶勇出院后见了他嚎啕大哭的盲童父亲。

  “他想把孩子转到北京的盲校来读书,正好需要一个北京的工作。”无形中,陶勇的计划又促成了一件公益。

  

9月14日,患者在通过朝阳医院门诊部的安检门。杨书源 摄


  9月14日,患者在通过朝阳医院门诊部的安检门。杨书源 摄

  拒绝“被神化”

  在出院后,有一位记者问过陶勇一个问题,“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一次,您会不会接收这位伤害您的病人,为他动手术。”

  陶勇回答得迅速坚决:“不会。”

  陶勇在停顿片刻后忽然提高分贝解释:“ 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问,因为太违背人性了。医生治病救人,但不是圣人,怎么会给一个这样用最残酷方式伤害自己的人动手术? ”

  “我希望法律能够严惩伤害我的人,等到了开庭的时候,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也会出席旁听的。”陶勇说。

  至今没有因为医疗纠纷而上过法庭,这被陶勇自评为“好运”。陶勇也的确见过一些患者对他直言:“我知道医生都在尽心为我治疗,但是如果我不告他,我就没钱看病了。”听到这样的话,陶勇心寒却觉得这些患者“并不是十恶不赦、不可谅解的”。

  一个10多年前的事被陶勇多次提及:他曾经参加国家卫计委主办的中华“健康快车”行动, 在江西乐安,陶勇遇到了一位年近90岁因患白内障失明且身患癌症的老人王阿婆。这位阿婆已经到了她生命的倒计时阶段,而她的丈夫和儿子早年间已相继去世,当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眼睛能复明,她可以在临终前用嫁妆亲手做一身寿衣。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只有穿着亲手缝的寿衣,才能够与家人在另一边相遇。

  陶勇对老人的请求权衡再三,王阿婆的手术难度很大,医疗火车上条件又很有限。 救助这样的患者,其实也被一些年资较高的医生提醒是“在拿自己的职业前途下赌注”。但是为了老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心愿,陶勇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手术成功了,王阿婆恢复了部分视力。

  一周后,刚回北京的陶勇收到了王阿婆去世的消息。但是临终前她总算为自己亲手做了一件寿衣,并且把一家人的照片缝进了衣服口袋。

  “怎么会不担心?怎么会有人不爱惜自己的名誉呢?”陶勇回忆着激动了起来。

  但经历伤医事件后,陶勇对患者提供帮助的边界感也在增强,或者说行医之时更加小心克制了。

  陶勇说起上个月出门诊时自己遇到的一件犯难的事,至今他没有获得最优解。

  那天下午6点多,门诊快要结束了,一对农村老夫妇带着26岁的儿子忽然跑到陶勇面前,央求他为他们看看病,他们说自己在这儿等了一天了,就是因为不会操作手机一直没挂上号。

  陶勇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人在对他进行道德绑架, “我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一天跑很多家医院,也不挂号排队看病,就是想仗着自己是大老远来的插队先看。”

  当天陶勇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请一位值班医生了解了这家儿子的病情,确认不是十分紧急后,又让人帮忙替这家人挂了第二天上午的门诊号。第二天早上,陶勇不出诊,但是他看到这对夫妇一大早就带着儿子坐在等候区,他就特地为这家的儿子看了病,这才确认昨晚这对夫妇并没有骗他。

  “我们的志愿者昨天教了你们那么久,以后你们可以独立挂号来看我的门诊了吗?”这家人临走前,陶勇特地问了句。回答是否定的,这对夫妇甚至在看诊时向陶勇提出是否可以请他帮忙再去协和医院挂个号。

  “作为医生,如果你想帮助这样的患者,那会是一个无底洞,所以应该想清楚帮助他们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其实陶勇自己,也在对这个尺度的重新探索之中。

  

陶勇所在的眼科门诊室,现在值班台的护士会对出入人员是否已挂号进行二次检查。 杨书源 摄


  陶勇所在的眼科门诊室,现在值班台的护士会对出入人员是否已挂号进行二次检查。 杨书源 摄

  不能拿手术刀了

  必须开启另一种生活

  直到如今,陶勇左手被砍断的神经和肌腱也没有恢复,那只手依旧处于失能状态。

  当初受伤时“尺神经断了,最多一处缝了四十多针”,所以这只手现在对触觉、温度等都无法准确感知。陶勇知道,左手恢复正常功能获得要以年作为计量单位。

  现在陶勇每周都要去积水潭医院做2次康复治疗。康复训练是要通过电流等让逐渐萎缩的手部神经获得刺激,每次他都会痛得求饶。“左手现在觉得软和一点了,不像是刚开始就像是整个手掉在冰窖里那种麻木僵硬。”陶勇坚持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

  5月中旬,一家电视媒体跟着陶勇去了他做理疗的地方,那次他的左手要进行感觉训练,他要闭上眼睛,说出医生用牙刷指着的左手各个部位分别是哪里,触感的强度如何。当时陶勇几乎没有报对一个医生用牙刷所指的左手位置。

  其实陶勇很清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办法重返眼科手术台了。“其实现在不能手术了,我也不是觉得很遗憾,因为每天大量的手术本身对医生而言也是一种消耗。”陶勇这样表述。

  陶勇从医后的手术记录是1.5万台,手术最多的一天,他做了86台,“几乎就是每隔5分钟就换一台,不断地在切换,人是那种高度紧张、机械化的状态。”他说。

  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提及了心里一直没放下的手术。这是一位延安的女孩,患有葡萄膜炎,家中经济不好,有3个孩子,靠做厨师的父亲养家。 原本陶勇把她的手术安排在了1月21日,但就在手术前一天,陶勇出事了。这场手术最终没有做成。

  “好不容易控制住了炎症,到了最佳手术时机,但是错过了。后来她的炎症又复发了。”但后来他收到了这位女孩母亲写来的信,她通篇都没有流露出对这件事的遗憾,只是表达对陶勇伤情的记挂。

  今年8月19日全国第三个医师节,陶勇获得了“中国医师奖”,一起领奖的还有不少在抗击疫情中表现突出的医生。“其实我就觉得我得这个奖和他们相比,还是有些意外的。”陶勇说。

  那天有位领导上台讲话,有一段话让陶勇感触颇多,大概意思就是:医生你的使命是帮助别人,但是你首先得让自己过得好,才能有能力让你的患者过得好。

  一名专攻眼科疑难杂症的医生不能拿手术刀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开启另一种生活。

  陶勇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看书、练字,现在读的枕边书是《中国的禅学》。他甚至会在上下班路上也会拍北京的天空、拍绿树了,配上一段他心里的旋律。夏天路过池塘,他录下了一段荷花的视频,请大家猜猜镜头里一共拍下了几朵,“夏日微风乍起,荷花池的表面泛起了一层层的涟漪……”陶勇写下。

  陶勇还开始频繁露脸各大视频网站和电视台,为公众普及眼科常识,讲得最多得内容是近视眼防治,琐屑日常,似乎距离陶勇曾经一次次挑战的疑难杂症相去甚远。

  “虽然看着琐碎,但实际上每天也就至多花费半小时时间。”陶勇想这其实和治病救人是一样的,也是患者的需求,就值得做。

  今年六一节,陶勇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关爱盲童的公益直播,近150万名网友观看了这场直播。陶勇自己也带头为盲童捐出了“白衣战士天使基金”授予他的10万元资助金。那次直播通过社会爱心成功救助了2名眼病患儿。

  其实一直以来陶勇主攻的治疗方向是眼底病和葡萄膜炎,来找他看病的孩子占到了总患者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孩子又大多来自农村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因为这些病主要和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有关。

  “出院后,我第一次出门诊的10个号中,就有6个视力不好的孩子。”这让陶勇对这些小病患的记忆被重新激活了, “这些孩子不仅仅是救治问题,还有社会融入的问题,比如他们有的人总被好点的盲校拒之门外。”

  而在专业领域,陶勇接下来想要在眼病的检验和治疗上探索更多精准治疗规范。他跑了郑州、上海等多个城市,想在当地同步推进精准眼病的诊疗机制。

  “在很长的时间里,国内眼科医生对于患者眼病的初步诊断是凭借经验的,而我想倡导的是把许多初始的诊断结果量化、数字化。”陶勇解释。

  陶勇说自己受伤后, 即使感觉最黑暗时,也没想过放弃给自己带来了伤害和意外的这份职业。

  “很多人的人生是短跑,他们可以随时改变方向。我的人生就是一场和医学的长跑,如果离开了,哪怕我的物理生命还在继续,我的精神生命也就消失了。所以我只能是做医生,别无选择。”他说。

  今年陶勇所在的朝阳医院眼科今年又新加入了三四位大夫,不少年轻人前来应聘时总会提到陶勇的事情,这成为他们报考这家医院眼科的动力。

  陶勇说,在他们的眼睛里似乎看不到恐惧。这无疑是在这一场就发生他身上的巨大劫难之后,对医学而言最万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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