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口罩倒爷的江湖:跟黑社会抢货,“傻子都能赚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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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黝黑粗短的手指,在机器链条的缝隙里笨拙地抠动,一声闷响,绿色传送带缓缓滚动,口罩一片接一片,吞吐而出。

  如果不出意外,这台口罩机每分钟能飞出90至100片的口罩,昼夜不歇,每天收益1200块,三个月就能回本。可每隔两分钟,飞出来的口罩都会挤压变形,这天的收益减半了。机器的主人,50岁出头的男人静默地站着,手里攥着工具,满脸胡碴,眼睛直勾勾的。就在7天前,他还是个货车司机,对口罩一窍不通。

  窗外,夜幕笼罩江汉平原。广袤的田野、纵横交错的水塘子,全都遁进黑暗当中。沉寂的村庄,每隔几米,都能听到“吱吱吱”、“轰轰轰”的金属摩擦声。这些口罩机就窝在普通的民宅、彩钢厂房,甚至是鱼池边的铁皮屋里,拥有者可能是打工仔、餐厅老板、农民渔民、乃至家庭主妇。

  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成本仅几分钱的口罩,卖到2元、甚至3元一只。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无纺布重镇,湖北仙桃的彭场镇成为最大的口罩生产基地之一。短短几个月,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个小镇上滚动。

  1995年出生的小镇青年陈波,也被卷进这场游戏中。此刻,他正蹲在一家口罩厂,埋头拆封验货。陈波是一个口罩倒爷,赶上了这个千年难载的机会。最好的时候,一单生意就赚16万。但用不了多久,这个年轻人就会发现,这场游戏早已暗中标注好规则,得到的如南柯一梦,失去的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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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初期,口罩紧缺,价格也上涨了几倍。“最牛x的倒爷”


  黑色保时捷的双闪灯一明一暗。车内幽暗,顺着强有力的手指,陈波的视线移向后座,流动的空气顿时滞住了——黑色皮座椅上,几十摞百元大钞,随意散落,旁边一个黑色书包,拉链口看似无意敞开,一叠叠红票子呼之欲出,“我x,那钱,感觉就要溢出来了”。

  陈波故作镇定地回过头。一双手重重拍在他的肩上,“小伙子,看到了吗?事情干好了,钱都是你的。”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从安徽开车到湖北仙桃,找到陈波,想买一台口罩机和60万只口罩。

  做成这一单,能赚30万,相当于陈波一年的收入。

  那是3月中旬刚解封时的彭场。这个位于湖北仙桃的小镇,为全球提供超过四成的口罩原材料熔喷布。

  贯穿全镇中心、长度仅5公里的彭场大道,沿途20多家大型口罩工厂。“封城”期间,近万名工人24小时轮班换岗,每天向湖北省防疫指挥部输送5000万片口罩;以大道为主干,乡间小路由此蔓延,成千上万个口罩家庭作坊,分布于沿途末梢。

  解封后,许多人开汽车、搭飞机、坐高铁,携着巨款,涌到彭场。满头白发的夫妻,从无锡奔来,攥着几千万银行卡,苦苦哀求门卫,只为见口罩厂老板一面;义乌来的妇女采购团,几个大妈闹哄哄地央求出租车司机介绍资源。

  找不到门路的,就只能去找陈波这样的口罩倒爷。他们大多是本地人,掌握大量的客户资源和货源,口罩价格时时跳动,一买一卖间,赚取中间差价。陈波加入的一个倒爷联盟里,至少有195个成员。

  识别他们并不难,倒爷的脖子上大多挂着大金链子——需要钱,随时可以走进路边的典当行,换几万块现金周转。

  陈波也有两条金链子,他嫌戴着傻气,任由它们躺在家里的抽屉。出门时,他更喜欢拎上Gucci手拿包,100块钱买的A货,再戴上那块天梭机械腕表,指针不准,也懒得调,反正是戴给别人看的,口袋里再揣几包黄鹤楼,随时准备给人派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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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和朋友正在一家口罩工厂验货。不久前,陈波还是本地的一个水产贩子,在仙桃水产市场与人合租一间铺面,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到乡间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疫情期间,依靠熟人网络和交际能力,他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倒卖机器和口罩。


  倒爷的车轮子碾过小镇的每个角落。最偏僻的是一个荒村。碎石路坑坑洼洼,陈波的黑色本田一路晃悠,直到夜里10点,才停在一间破败的瓦房前。半掩的木门咯吱咯吱响,屋内6个壮汉警惕地打量着陈波,身后一台机器轰隆隆地转,吐出一片又一片的蓝白口罩。

  陈波个子不到1米7,走路有点外八字,说话时,嘴皮子飞快,透着一股机灵劲。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敛起笑意,转头拍拍客户,给一剂定心丸,“看货都是这样的”,口气沉稳老练。

  他手机通讯录里有2000个口罩生意好友,经手过8亿只口罩,跟上千家工厂打过交道。最成功的一单,赚了16万——6月,一个东北女人跑到仙桃,要收2000万只口罩。价格低于市价1分钱,没人愿意接单,除了陈波,“直觉告诉我一定降价”。

  当天夜里,口罩价格果然由2毛4,跌到1毛多,白天不愿出货的厂家,主动把货拉到陈波的收货地点。现场一度混乱。暑气难耐,陈波光着膀子,站在货柜顶篷大喊:之前没谈好的,都把货拉回去,这个盘已经满了!

  陈波自封在仙桃数一数二,“干倒爷也要干最牛x的倒爷”。

  但是,保时捷车主的那30万佣金,他最终没有拿到。现场付款时,货主挂掉一通电话,突然转头告诉他,“兄弟,你太慢了,我们货已经出了”——那时陈波的手指,正在手机上输对方的银行卡号,刚输到第6位。

  一步之遥的财富飞走了。那位穿黑色西装和毛线背心,看起来很斯文的老人,在电话里恼羞成怒,“没什么实力,怎么和我玩?”

  提起倒爷生涯之初的那次滑铁卢,陈波有些惋惜,又带着点儿怀念。毕竟在当时的彭场,只要有口罩,不愁没有机会。现在,好时光已经溜走了。11月中旬,陈波好几天没开张了,他在电话里跟一个朋友嚷嚷:“太惨淡了,这两天像鬼一样。”

  他每天在彭场游荡,寻找可能的机会。到了工厂车间,先抽出一只口罩,对着光看品相,再用力撕开,搓一搓滤纸。

  口罩厂的老板娘四十多岁,见着他笑得合不拢嘴,“你来啦!今天收货吗?”

  “我的亲姐啊,最近没单子,我们这关系,有单子肯定先给你。”陈波狭长的丹凤眼里堆满笑意。

  即便如此,口罩群里,陈波的信息仍不时弹跳出来:“今天收200万货。”等到供货电话打进来,他又全部回拒,“货已经收到了”。他管这叫营造形象,“让别人觉得你一直有单子,有机会才会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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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钟,陈波正在帮忙包装上货。这里没有什么机遇,除了口罩


  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混合着空气中浮动着的绵密尘土,整个彭场就像被裹进一张满是划痕的塑料膜,看起来灰扑扑的。穿梭在这扬尘里,即便是涂着高光漆的百万豪车,也失去了光泽。在这里,真正的富翁看起来可能就像个农民工,身家过亿的老板,穿着蓝色工装去赴酒宴;拥有30多台口罩机的老板,裤腿一高一低,代步车是一辆刮痕累累的银色雪铁龙。

  小镇到处都弥漫着口罩的气息。集市上张满红纸黑字的招聘广告,几乎全是口罩厂;蓝色、白色的无纺布废料填满路边的垃圾筒,有的干脆被丢进河道,随着那一汪腥臭的污水,汇往西南边的通顺河。

  陈波开着那辆黑色本田车,混在宝马、奔驰、路虎,以及货柜车的车流里,在灰扑扑的小镇穿梭。

  刚解禁时的彭场,口罩市价1块多,一台全自动口罩机每天至少产10万片,悠悠转动的机器,带动上下游价格井喷,熔喷布每吨从2万涨到90万,全自动口罩机曾炒到240万一台。财富就像一股洪流,从机器的齿轮和链条里缓缓淌出,把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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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商注册信息,2020年整个仙桃市至少新增688家与口罩相关的企业,和此前总数相比,增加了整整一倍。那时,彭场就是口罩行业的“塔寨村”——电视剧《破冰行动》里,那个全民参与贩毒的边陲村庄。类似的盛况被复制到这里:街头巷尾可见超过60岁的老妇搬运工队伍。67岁的老人日夜奋战,每天手臂在点焊机上压几千次,能挣500块,后遗症是胳膊抬不起来,“有钱挣,谁不搞?”就连小镇上的门窗店,也要硬塞进一台口罩机。镇上最大的酒店一时招不到员工,只能被迫停业。


  大多数作坊并没有生产许可。机器曝露在马路边的门面,在飞扬的灰尘中转动,也可能是堆在满地黑色油污的机械厂角落,或者是蜘蛛网垂落的砖瓦房里。生产出来的口罩经由倒爷,运往义乌等电商发达的地方。当地多部门曾联合查处这些违规生产。风声紧的时候,机器被运往山上养殖场,鱼塘边的铁皮屋,在那里依旧昼夜不休地转动。很多交易也转向地下。

  凌晨1点,陈波的黑色本田停在路边。一个男人坐上副驾。按照规矩,陈波先念了一串数字:081xxxxxxxx。暗号对上了,对方指路前往仓库,“去他妈的,搞口罩搞得跟贩毒一样”。

  除了躲避政府的监管,有时还得应对黑道的威胁。有一次,竞争对手带着十几个人拦住他的货车,车厢里是陈波从别人那里截的单,150万只口罩。

  陈波没有被这些风险吓退,“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穷。”14岁谈恋爱,和女朋友路过烧烤摊,女朋友嘟囔一句:好香啊,我想吃。他在旁边陷进沉默,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太受伤了”。

  陈波的父亲好赌,逢年过节,家里堆满要债的人,母亲被迫南下打工当保姆。辍学后,15岁的他到武汉当裁缝学徒,每天站14个小时,一个月领200块生活费。朋友给他烟,转头拿去卖钱,就为了半夜能吃上一碗炒饭。

  他摆过地摊、当过建筑工、在广东的服装厂捆过布料。20岁做服装生意,合伙人一夜卷走10万货款,他找朋友借钱,却被灌白酒到天亮,一个人在厕所抱着马桶吐出了血。后来做水产生意,武汉封城期间,为了赚5000块,他开车送1000斤大闸蟹到武汉,满脸胡碴的买家在他面前咳了一口痰,“我吓得腿都抖了一下”。

  说起赚钱,他神情坦荡,“人最宝贵的是认清自己,了解你是什么家庭,什么背景。别人生来就有,你没有,就得拼命去干。”他说,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要有钱、有钱、有钱”。

  但这么多年,他没有在仙桃找到机遇,“除了口罩,口罩就叫奇迹。”陈波说。

  在全国所有的口罩小镇中,彭场具有完备的产业链条优势,这里生产出全国60%的无纺布,拥有行业内性能最高的口罩机械厂,塑料包装袋、彩色印刷盒也在这里也做成规模,口罩成本价一度达到全国最低。

  陈波是被这股口罩淘金热所攫住的最早一批人。1月23日,冷水江医院的朋友要他帮忙买2万只口罩。结果仙桃封城,口罩没法发往湖南,陈波以每只1块3的价格转手,赚了2万。

  口罩江湖从此多了陈波这条小鱼的翻腾。

  到了3月底,陈波靠倒卖机器和口罩攒下了10多万,但他不甘于只做倒爷了。有个远房亲戚说,你应该去创业,这话说到陈波心里了。另一个搞传销的朋友告诉他,一只船在水里,自己划是很累很累的,如果是一个团队,很多人带着你,帮着你,把你送到对岸,“一将功成万骨枯”。陈波觉得很有道理。

  他和两个做水产生意的朋友凑了40万,购进一台打片机,租厂房,采购原材料,招工人,做起了口罩作坊。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拥有一台机器,就能撬动这个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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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拥堵的彭场大道。没有一亿不叫赚钱


  陈波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躺在家中了,用他的话说,已经闻到了金钱的味道。

  每天,27万只口罩片子从机器中吞吐而出,不到一周,第一台机器的成本就回来了。半个月时间,赚到的钱又被用来添置新机器,6台打片机加上20多个工人,日夜窝在厂房。陈波说,这几个月要把一辈子的钱都赚到。

  之前距离财富这么近,还是做小额贷的时候。他到处拉牌友设赌局,做手脚,放高利贷给沉迷赌博的大学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反正这钱我不挣,别人也会挣。”上门要债,70多岁的老人下跪,他别过头,“心得狠,不然这种钱就挣得非常王八蛋”。

  短短3个月,进帐100多万,不仅还清债务,还添置一辆小车,一时风光无限,饭局上抢着买单。时至今日,他仍在回味快钱带来的甜头,“每天什么都不干,吃香的喝辣的,还能有钱收。”因为投资失败,加上吃喝玩乐,钱很快挥霍没了,但他再也不想打工了,“没前途,人生就要有不稳定性,才能赚大钱”。

  口罩燃起他的希望,“机会来了,我可能要翻身了”。生意达到顶峰的时候,公司帐面上的金额跳到900万。没人会停下来,不到24小时,这笔巨款又以工资发放、购买原材料等方式流出去,余额几乎归零。

  这就是那段时间的彭场速度。口罩的价格每个小时都在变,有时跳动几分钱,有时是几毛钱。收购数量以百万、千万量级算,这意味着收益的差距将近百万元。腊月二十九,一个江西人到彭场收了2000万只口罩,价格是1毛5。几个小时后,货还没码完。价格已经暴涨到2毛多,当场获利上百万。

  整个彭场就像上紧发条的机器,一刻也停不下来。一家口罩机械厂,从外地调零部件,直接花3000块叫出租车运送,“快递太慢了”。口罩机从机械厂运出,几十个黄牛一拥而上,几分钟,已经高于出厂价30万。

  “必须要快,没有时间考虑,考虑就没有了。”陈说。

  直到现在,这种对速度的焦虑感还在追赶陈波。11月的一场交易,验货路上,口罩厂老板的汽车调了个头,要去取仓库钥匙。陈波立马下车,改去更近的工厂,“变数太大,要赚最快的钱,为什么要等他?”价格一旦谈妥,货拉拉、运满满、物流三管齐下喊车,“看哪个来得最快”。

  900万巨款迅速蒸发,并没有让陈波感到恐慌。当时口罩价格奇高,彭场充斥着盲目的乐观。 “大家当时都知道口罩就是钱,口罩堆在仓库里,谁还怕没钱?”一个口罩厂老板说。

  彭场人对金钱的追求也向“亿”看齐。当地盛传一句话:没有赚超过1亿不叫赚钱,是个傻子都能赚100万。

  陈波的朋友,32岁的张扬搞口罩赚了3000万,添置两台百万新车,还在办公室夹着烟摇头叹息,“在彭场,这点钱算个啥啊,提都不好意思提。”他此前做工程,年收入不到百万。直到现在,还在遗憾当时错过的4台机器,“要是没犹豫,最起码还能多赚个2000万”。

  “一千万能干什么用”、“明年目标一个亿”,小镇烧烤摊,三个温州人在角落里大喊。他们不到30岁,是口罩机制造商,来彭场淘金。最疯狂的时候,手机传来转帐提示音,手指点开,一个一个数字数过去,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确认余额后兴奋到天亮。炭火炉子时不时“滋”一阵浓烟,酒水四溅,他们抑不住大笑,狂笑带来的褶皱,在脸上几乎要舒展不开了。

  财富来得太轻易,这里的人一度挥金如土。一位房产中介称,仙桃市房地产商囤积多年的200多间商铺被抢空,有人一口气买下10多间,“全都提着现金来交易”。武汉蔡甸区靠近仙桃,这里的楼盘销售感叹今年仙桃人是大客户,“挑洋房和别墅买”。

  陈波的消费也升级了:20块一包的黄鹤楼,换成100块的1916,还跑去订了一台白色奥迪Q5。他形容当时对钱的态度:在路上看到一百块,你都不会想弯腰下来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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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场集市上的一个角落。上帝大抵是公平的


  白炽灯光投射在L型红木办公桌面,72岁的刘文滔坐在后面,略微发胖的身躯陷进黑色皮质转椅,稀梳的头发勉强覆住额头,身后是一整面墙的红木书柜。小镇如浪的灰尘被挡在外面,这间50平大小的办公室就像另一个天地,木质地板闪着光泽,两盆绿植的叶子也被擦得发光发绿。

  此刻,刘文滔正悠然地喝茶。300米外的彭场大道车来车往,想象路上狂啸而过的豪车,他摇摇头,“我跟你说,彭场大部分人都是暴发户,你看他们开这个车啊,野得很,很没技术。”他摆摆手,“这个地方很浮躁。”

  刘文滔是小镇上收入亿万的财富传奇。在彭场,这样的人很少抛头露面。他是罕见的、还愿意讲述那段经历的人。他说,因为在彭场,他已经很难找到能用“语言”对话的人。

  刘文滔的工厂原来生产防护服,疫情初期,是政府指定的六家防护服定点生产企业之一,共向雷神山提供16万件防护服。那个阶段,光工人的月薪平均就可以达到4万。到了4月,刘文滔的企业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研究、生产和销售资质。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生产、销售所有类型的医用级别口罩。“社会是公平的,你为国家做贡献,相应地,政府也会给你打开另一道口子。”现在他拥有两处厂房,30亩生产防护服,300亩生产口罩。

  “财富的概念已经全变了,过去我们说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现在是机会致富。”刘文滔眼皮一抬,金属框架眼镜下,布满褶子的眼睛掠过一丝得意。说完他又轻轻给茶杯吹口气,玻璃杯内茶叶沉浮,热气向外飘逸,瞬间模糊了那两张眼镜片。

  口罩的利润比防护服更高,刘文滔开始谋求口罩的海外市场。身后红木书架上,一颗蓝色地球仪停止旋转,南美洲的版图正对办公桌——那是他重点发展的市场。几十台机器24小时运转,一天吐出几百万只口罩。投资最精准的时候,刘文滔与外甥在国内采购5000万只口罩,加上空运和库存费,每只成本近3块钱。越过太平洋,这批口罩在旧金山卖到每只5块钱。

  坐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刘文滔先是压低声音讲述他的成功之道,停顿几秒钟,又不无得意说,“不然我们得怎么赚的十几个亿?”一阵笑声跟着升起来,“你说是不是啊?”

  在他看来,这是一场财富游戏。“上帝大抵是公平的,我懂得游戏规则,所以赚钱是必然的。”他又大笑起来。至于那些半路进来的人,在他的眼中,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平台,更没有智慧,“就算赚钱,也不会赚很多”。

  更何况,“守住财富也是需要智慧的。”

  小镇一夜暴富后,他看到很多人跑去澳门,“输得倾家荡产,一丝不挂,也不是一个两个”。有人怕被追税,成千万的现金堆在家中。“赚到一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有些鄙夷。

  刘文滔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的大学生,中文系毕业,在教育系统工作,退休后又做了三年校长,2008年和外甥成立了这家公司。他说,读书让他改变了对财富的认知。

  现在,“孩子们都不差钱”,“我每天清茶淡饭,赚了钱,但是不花,钱就没用了。”

  刘文滔所信奉的公平,实属于另一个财富丛林。在彭场,一个长期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刚听到疫情消息,就让亲戚囤了十吨熔喷布,又在口罩价格下跌前及时离场。陈波的朋友张扬,叔叔是当地最大的口罩机械厂老板,正月初一就以七万元低价拿到一台旧机器,4月,在家人提示下,果断卖掉所有机器和口罩,成功脱身,带来近3000万收入。

  刘文滔也察觉到市场下行的信号,“客户都在讨价还价,肯定有问题”。他时刻盯着国外疫情,“出手要快,收手也要快”。6月市场谷底来之前,他大手一挥,“赶紧让他们都处理掉了”。

  而那时,包括陈波在内,很多人还在观望。“它在降价,你再花个200万买机器,蛮多人这个样子的,买滤纸囤着,口罩就断崖式下降了”,刘文滔哈哈大笑起来,带着点嘲讽的意味,“后悔都来不及了”。

  在他看来,像陈波这样的人,本就不该属于这场游戏。

  南方的冬天已经到了,刘文滔坐在那间每天有人打扫的办公室,和彭场漫天的尘土隔绝开来,酝酿着该去广西北海过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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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场街头标杆都歪了


  陈波蹲在仓库外的空地上,眼前堆满了烟头。两个小时里,他嘴里的烟没停下来过。下午四点,背后的仓库传来“哐当”的关门声,随即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载着500万口罩,慢悠悠地驶出来。

  原本设想仓库的口罩,按照当时的行情,至少能卖800万,他能分到200多万。他已经想好了,钱一到手,就去提车。

  结果从4月中旬到6月初,市场供过于求,口罩价格持续下跌,从1块跌到9分。资金断裂后,陈波的工厂停工了。最后,500万只口罩成交价不到60万,清完帐还亏2万。

  “去他妈的,钱没了,钱没了。”陈波恶狠狠掐灭猩红的烟头,独自开车回家。

  几个月来的财富幻影,就像一个泡泡,被戳破了。彭场被一股绝望紧紧攥住。机械厂门口扎满要退点焊机的人,快餐店老板娘满脸是泪,“3个小孩要养,不退钱,就活不下去了。”

  40岁出头的农妇,在暑天里追着收货消息跑,总比别人慢一步。她头发干枯发黄,皮肤黝黑粗糙,是长期做惯农活的人。三个月前,在朋友的怂恿下买进两台点焊机,但不懂怎么进微信群,收货信息总是经好几手才到她耳中。这波降价中,她亏掉20万积蓄。

  当地一家龙头企业找陈波处理200万货。陈波前脚刚踏进仓库,身后铁门立马关得紧紧的,唯恐被人知晓,收货时间也定在半夜,“订单货当甩货卖,那是标杆啊,你想想,标杆都歪了。”

  口罩持续降价的两个月里,曾有一个脱身的机会摆在陈波面前。有人出价60万购买全套设备,被陈波与合伙人拒绝。那段时间,他们紧盯着新闻,几个新增病例,也会燃起一丝希望。

  起初心态还有点乐观,总等着市场触底反弹。直到价格跌到1毛以下,他才明白,这就像一个看不到底的深渊,“总以为已经到底,没想到8分以下还有7分。”

  仓库里的货拉走后,陈波找朋友借了5000块当生活费,在家中躺了三天三夜,望着房顶的裂缝发呆。6月仙桃暴雨,水注从缝隙倾注而下,他手忙脚乱地拿垃圾桶和水桶递接。

  “就像项羽和刘邦打架一样,大局已去,有什么意义,还做什么挣扎?”他淡淡地说。

  对于出身小镇的他来说,口罩曾经带来希望——摆脱贫困、庸庸碌碌的生活,获得财富、尊严还有爱。

  他和那个烧烤摊边的女孩相恋了六年,两人从小学就认识,但女孩的妈妈一直看不上他,陈波也清楚,自己当时一穷二白,“跟个二流子一样,连摩托车都买不起。”女孩后来跟一个在武汉有房的男人结了婚,回仙桃办婚礼时,陈波一口气转了8888元礼金。他没有参加婚礼,“她万一婚不结了,那怎么办呢。”那时他在做小额贷款,手里有点钱,“我开这个口的话,她也不一定会结这个婚”。

  他一直记得,最潦倒的时候,女孩偷偷往他的衣兜里塞钱。直到现在,还掩饰不住对她的关怀,总担心对方遇人不淑、受欺负。他说,丢掉这辈子对自己最好的人,所以要好好努力。

  现在,这些可能,随着那些口罩一起被带走了。“那么多钱,300万啊,现在拿着300万多爽啊,说不定就能开始一番事业了。”陈波加重语气,恨恨地说,夜晚襄河堤坝灯光飘摇,他脸上的表情晦暗不明。

  下一秒,他又回到漫不经心的口气,“喝口酒嘛,去他妈的,生活要继续啊。”

  陈波再次做回倒爷。因为北京疫情和618电商节,口罩行业又经历了一次小阳春。到了8月,陈波进帐20万。他跑到市区看了几套房子,有一套还算中意,120平,正好够首付。可回去时,他边走边想,房子肯定要买,但还没到时候,“手里正好有活钱,就搞一下,万一一帆风顺,钱就回来了。”

  他又去买了五台口罩机,想再赌一把。“我这个人是干不死了,不要让我有钱,我的钱要弄到一分都没有!”

  开工第一天,口罩直接跌到6分钱。试运行三天后,工厂停工了。

  他直瞪瞪地望着空荡荡的厂房和停摆的机器,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赌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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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场镇街头巷尾的角落,堆满了无纺布废料。现在只是小陈了


  戴上那张满面春风的面具,陈波又穿梭在彭场倒卖口罩了。烟给戒掉了,这是鞭策自己站起来的方式。之前身边的朋友总是陈总陈总的,“迷失自我了”,他笑笑,接着调侃,现在只是小陈了。

  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赚够5000元,最低也要1000元——现在银行卡上的余额不超过2000块,没有收入的时候,靠十几张信用卡和花呗维持着生活。

  行情已经大不如前。11月的一天,在仙桃的一家餐馆,陈波和同行吃饭。

  ——你今天收多少价?

  ——你收多少?

  ——5分4。

  对面的男人听罢,伸出三根手指头,嘴里叼着烟哼唧道:我能收5分3。陈波微微一愣,眼神掠过一丝慌乱,他又少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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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口罩工厂,里面做口罩分装的几乎全是当地年龄大的妇女 。还愿意像陈波一样,从头开始的人,在彭场并不多。陈波说,口罩害了很多人,“把人搞飘然了。


  灯泡厂每月领3000块工资的死党,到口罩厂打工后月薪2万,揣着几万存款到义乌寻找商机,亏了钱,又不想再去打工;防护服贴条工半年攒了20万,以前只想在镇上买套房,现在有了高的追求,想去仙桃城区定居,钱又不够;卖龙虾的朋友做口罩赚了100万,买了辆宝马5系,行情不好,又不愿意回去搞水产,“一天几百块,觉得没什么意思”,结果积蓄很快用完,车也养不起了,要陈波帮忙转卖。

  说起彭场的变化和身边人的经历,他会感叹人性和欲望黑洞,冷静得像个局外人,尽管很多变化在他身上也发生了。最直观的是对金钱的态度:他要离开经营3年的水产,一般的收入已经无法刺激到他。

  现在,他在筹划借钱买辆二手宝马车。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别人宣告自己赚钱了。

  他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父亲一辈子没出过仙桃,说了也不知道,除了他,家里只剩下86岁的奶奶,还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叔叔。

  从小到大,他家的条件都是亲戚里边最差的。因为父亲赌博,父子俩基本不说话,陈波偶尔买了烟酒,也不跟他说,直接放家里。他定期给奶奶零花钱,奶奶没地方花,攒下来,又塞给他。妈妈每年打工回来也闲不住,出去给人拔草,一天赚几十块,天天吃萝卜青菜。陈波说,给你五百块去打个牌,妈妈也不要。

  在这场财富游戏中,他还保留着一些珍贵的东西。比如对家人的心疼,以及对陌生人的善意。前段时间,一个小作坊老板娘,不舍得花钱请搬运工,一个人车上车下忙活,陈波看不过去,跳上货厢帮她码了360箱的货。

  在人之上要把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陈波说。

  11月中旬,被财富滋养的彭场正在进行改造。人行通道铺上石板砖,临街建筑统一涂黄底红边框颜料,一律挂上檀木底色的金字招牌。热闹之下的角落里,一个村庄十几个口罩作坊的老板娘,亏了不少钱,全跑出去打工了。

  陈波还是开着那辆黑色本田,和周围的宝马、奔驰、路虎,以及各类规格的货柜车一样,被卡在拥挤的彭场大道。最近,他参加了一个饭局。当地一家口罩厂老板喝得醉醺醺的,在他旁边感叹:生意不行,两个月才赚一亿,然后展示出他的银行卡余额,陈波瞟了一眼:一大串数字,太长了——他数不清,也不好意思数。

  陈波又不甘心了,难道只有自己没赚到钱?他只能期望,口罩的价格还会涨回来,“不是有句话叫万丈深渊都有底”。这个时候,说起错失的那几百万,他信心满满,“说不定哪天买彩票又赚回来了,不是有句话吗,你所有失去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

  电话铃声响了,陈波迅速接起来。

  “哈喽兄弟,今天要开始吗?”

  “明天400万货能搞到吗?”客户说。

  “没问题,4000万都没问题,只要拿着钱过来,什么都没问题。”

  挂断电话,车里空气瞬间冷却,“空头单,人没过来,钱没过来,什么都不算。”口罩行情低迷,很多工厂摁下暂停键。陈波已经连续3天没有生意。冬日的阳光里,一头黑发中几根白发闪闪跳动,空气中浮动着细微的灰尘颗粒,陈波的眼底闪过一丝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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