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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老人没手机扫健康码被骂“为老不尊”,让人心寒

  8月17日,哈尔滨一位白发老人乘公交车,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要求下车。在他手足无措之间,其他年长乘客用非常难听的刻薄话齐声谴责他,说他“为老不尊,快下去”。公交车司机停车拒载,警察接警后赶到,将老人带离公交车。公交公司回应,扫健康码是疫情流调规定,不具备出行条件那也没办法。

  


  这件事的传播先是有现场视频,然后再有媒体跟进报道了整场纷争的来龙去脉。视频中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老人很茫然,还要接受其他乘客的无理指责。同为老年乘客,后者表现出的欺负更弱者的嘴脸,让人心寒。司机和公交公司奉命行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同样透露出满满的寒意和冷漠。

  评论这件事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健康码引出的问题,那就是对不能熟练使用手机扫码、甚至没有手机的老人家,能不能预设多一个疫情防控的选项?二是跟疫情防控无关,但由整件事引申的思考,那就是在电子支付、手机应用覆盖生活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对待不用电子手段的用户?

  从公交公司的答复看,乘公交车必须扫码,这是服从疫情防控和流调的需要。这个答复看似正确,但经不起推敲。视频中该辆公交车上,有乘客不戴口罩,有乘客戴了却露出鼻子呼吸,司机本人和后来接警的警察都没带口罩。但正是这些人,义愤填膺地谴责老人家妨碍了正事,骂他是“白活了一场”。

  如果真的为了疫情防控所需,手机扫健康码是可行,但没有健康码,临时登记身份证或其他证件也应该可以。至少有这个选择项,可以方便老人和孩子。再说,健康码只能显示有没有去过风险区域,其实际效能如何,早就被怀疑。要是真防控疫情,测体温反而比健康码有用。

  没有办法扫健康码,那就登记身份信息,或者测量体温就能乘车,这本来是再明了不过的事情,但在这个事例中,被人为复杂化了。公交车司机、公交公司都不用承担疫情防控的额外服务,省心了,将所有乘车的条件都推给乘客。一旦出现这样的纠纷,以上级名义一推了之,责怪别人也是相当省力。

  

哈尔滨规定乘车必须扫健康码从公交车乘客及出警的警员那里,可以看到当地疫情防控的实情,还没到严防死守的地步。这种看似严格执行健康码、实际上放松疫情防控的,显然就是形式主义。而公交公司强调只有扫健康码这一个选项,没有就不能乘车,更像是为搜集大数据的公司服务,而不是真的为防控疫情服务。


  这是在本起事件中,司机、公交公司乃至后来出场的警察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健康码成了防疫走过场的标配。这些执行部门、具体执行人,从全面防控疫情的需要,本应该认真地考虑周全,为所有乘客预设追踪流调的不同场景,健康码可以,身份登记也行,而不是僵化到只用一种方式——这是懒政。

  视频中最让人不能忍的,还是在那名老人手足无措的情形下,其他乘客横加指责的嘴脸。仅仅因为别人无力跟上形式主义,就排挤、恨不得动手赶下车,这些人比无助的老人年轻不了多少,但他们似乎认为自己仅仅因为盲从了形式主义的健康码,就比人高一等,就能使出恶毒劲责骂别人。

  从乘客的角度,这种对无助老人的怨毒、敌视与排斥,提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在电子支付、电子出行流行的时代,不使用或用不惯电子手段的人是不是就该从公交车、超市自助收费等公共场所自觉“消失”?公共政策在制定临时性或长期的准入门槛时,是不是就该将这些人视作二等公民?

  


  但凡有一点同理心的,都不会认同或采取这种二选一的教条做法。不只是社会大众在认知上不要如此冷酷,政策措施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不该决绝无情。为所有人制定不同的支付、通行或自证方式,这是电子时代依旧珍贵、必须保留的人性色彩。无视老人、小孩或无力应付电子时代的人,这是电子时代的“种族歧视”,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允许这样。

  一个健康的社会,也根本不会惧怕这种小小的麻烦,在公共场合尽可能提供覆盖全民的互动选项,即使电子选项的权重大一些也没关系,非电子方式的比重可以少,但还是有必要给予人道主义的保留。那种将老人视作“电子时代遗民”的看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毕竟年轻不是靠努力得来的,谁都有老的一天。

  总之,哈尔滨这件事不该只从防疫的角度去解读,还要看到电子时代来临后,小至一个人、大到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对那些被科技重新定义的弱者,应该持有体面的立场,而不是冷漠、歧视甚至于倾轧。以“为老不尊”来咒骂老人的那些乘客,没有丝毫尊老的想法,一个有关切的社会,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对这样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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