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破解凶案” 人人都是“名侦探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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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重新翻拍的《尼罗河上的惨案》(Death on the Nile)登陆国内院线。

  即便有“神奇女侠”盖亚·加朵和一众明星支持,影片还是遭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粉的疯狂吐槽,豆瓣评分目前 5.8 分——鉴于英国名导肯尼斯·布拉纳(同时实验片中主角大侦探波洛)还会继续翻拍下去,该系列的评分可能还会继续走低。

  从波洛、福尔摩斯再到各国影视剧,推理和探案故事在全球培养起了数亿的“业余侦探”。而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推理爱好者已经不满足于文艺作品,而想要“亲自上场”,用自己的力量侦破陈年遗案。

  在美国,有人专门在 GoFundMe 和 Kickstarter 上众筹,对一些未侦破案件的证物和遗骸进行 DAN 检测,用来辨别遇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身份。

  而针对这些来自推理爱好者的需求,甚至有名为 Othram 的公司,专门进行 DNA 分析比对鉴定,并且成功拿到了融资。

  利用 DNA 技术“众筹擒凶”,会成为一种潮流吗?在推理爱好者的狂热背后,又有哪些阴暗面,会在意料之外,对人们和社会产生影响?

  DNA“擒凶”

  1959 年,年仅 9 岁的女童甘迪丝·罗杰斯(Candice Elaine Rogers)在华盛顿州斯波坎社区失踪,16 天过后,她的鞋子被两名猎人在山区发现,而后警方发现了她被埋在树下的遗体。

  尸检报告显示,罗杰斯生前曾遭遇虐待,后被凶手勒死。由于失踪前她还在社区内兜售薄荷糖,所以又被称为“糖果”(Candy)。

  由于证据始终不够确凿,警方始终难以被锁定嫌犯。警察曾将遇害者身上的体液进行检测分析,但遗憾的是,在联邦犯罪资料库中并没有找到能够与之吻合的对象。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技逐渐成熟,本地也成立了愈来愈多的 DNA 检测实验室。2020 年,警方曾与其中一家接洽,但得到的回信是样本年久腐坏,无法分析出更多的结果。

  直到一年之后,法医科学家布列塔尼·赖特(Brittany Wright)与 Othram 实验室进行交谈得知,后者正在研发更为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通过法医族谱学构建出凶手档案,缩小嫌犯人选至锁定目标到兄弟三人身上,其中一人便是真正的罪犯:约翰·霍夫(John Reigh Hoff)。

  而推动整个案件水落石出的,是霍夫的女儿凯西·霍夫得知自己已在 30 年前自杀的父亲,和几十年前的悬案突然产生联系,主动与警方联络提供了自己的 DNA 样本。在搜索令获准下,警方挖掘霍夫的坟墓进行遗体采样,最后确认,霍夫即为 62 年前性侵并杀害女童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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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召开的警方记者会上,甘迪丝?罗杰表亲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擦去眼角的泪水|The Spokesman-Review

  而像小甘迪丝这样的案例,在美国还有很多。美国国家失踪与不明身份人口系统(NamUs)的数据,平均每年有超过 4 千具无名尸骸被发现,且每年遗骸与失踪人口的数量都在增加——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将其称之为“无声的巨大灾难”(silent mass disaster)。

  让“无声灾难”不再“沉默”,是 Othram 这类的 DNA 实验室创办的初衷。实验室名称来自《指环王》中冈多主城——白城米纳斯·提力斯外的城墙,创始人 Mittelman 希望对基因进行测序、归档的技术手段,构建一个庞大的、可共享的数字化法医证据库(学界称为法医系谱学),破解积压疑案,从而成为守护社会的城墙。

  设想很美好,但问题依旧存在。他们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DNA 样本过少怎么办?

  其实从 1994 年,FBI 就已经开始建立 DNA 数据库了,名为 DNA 联合索引系统(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将案件中的受害者与犯罪人员的 DNA 档案编入,从而能够快速抓获惯犯。但其中储存的样本数量与内容依旧不够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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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ram 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DNA 测序,旁边是一台 Illumina NovaSeq 6000 测序仪|New York Time

  以 2020 年刚刚结案、Othram 也同样参与 DNA 化验的“休斯敦伴娘被新郎杀害”一案来说,一般的刑事案件会给出 20 个 DNA 注记作为对比,但在这个案子上至少从数据库中比对了几万个注记,越多的注记相符,能够确认的几率就越高。

  由此,DNA 样本储存越多,一定程度上越能够推动案件进展。在这种条件下,“众筹”的模式就产生了。

  这里的众筹衍生出两种意味:一是通过捐款,为 DNA 测序提供足够的基金,二是捐赠自己委托商业测序公司所测出的 DNA 信息到类似 Othram、GED Match 等机构的族谱数据库中。

  而参与众筹的这个群体,往往就会被称之为“DNA 侦探”。

  “众筹破案”时代

  去年,居住在迪拜的 Carla Davis,在 LinkedIn 上看到了 Othram 实验室发布的,关于“寻找 1978 年田纳西谋杀案凶手”的帖子,需要筹集到 5000 美元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DNA 测序。

  Davis 被其中一句“我们是在为了正义众筹”所打动,直接补足了剩下未筹到的近 4,000 美元。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截至今年三月,这些 DNA 侦探们已经累计在众筹中捐赠了超过一百万美元。

  在 Facebook 上,有人建立了“DNA Detectives Facebook”群组,聚集了许多与 Davis 有着相似追求的同好。这些人如此活跃的原因之一,是对“解谜快感”的追求。

  对于犯罪事件的披露,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好奇心最为高涨的议题之一。即使发生在距离遥远的其他国家,也难以抑制人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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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a Davis 已经为“悬案众筹”捐赠了超过 10 万美元|New York Times

  一起复杂而悬而未决的案件,能够同时戳中人们内心对作案动机的窥探欲、对受害者的共情力、伸张正义的使命感、以及对案件调查的参与欲。它们混合起来,成为同情、害怕、刺激,又带着些快感的情绪。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学者 Jooyoung Lee 就曾提到,当我们开始消费这种“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恐怖”,会让大家觉得自己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而通过社交群组和 Othram 这类向大众开放捐款或捐赠 DNA 的基因实验室,让以众筹形式侦破悬案一事彻底变成可能。正如 Davis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对于破案帮上忙,为什么还要仅仅呆在家里收听犯罪悬疑播客呢?”

  法医界从业人士告诉极客公园(ID:geekpark),在国内,破案更多是依赖罪犯 DNA 数据库,将现场检材的 DNA 分型结果输入数据库对比,归属公安部管理。

  而美国由于消费级基因检测市场的成熟,有需求的当事人(无论是寻根问祖或是侦破悬案)委托实验室发起众筹,逐渐形成公众的、可交叉共享的数据库。

  不仅限于留有案底的罪犯,如果嫌疑人有亲属曾经向数据库提交过 DNA 采样,那么通过缩小范围的方式也能够定位。由此,“法医系谱学”应运而生。

  伸张正义背后的“阴影”

  当人们沉浸在冤案得雪,擒获凶手和伸张正义的满足背后,同样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2018 年,基因监测机构 FamilyTreeDNA 宣布向执法部门开放,并且通过与调查人员合作,让警方能够使用的基因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此举当时就引发了一轮对于身份隐私的担忧争议。次年,FamilyTreeDNA 正式就此事向公众道歉。

  根据 FamilyTree 持有的 200 万人 DNA 数据,能够辨认出相关几乎数亿人的身份。这意味着,如果把控不严,这些掌握大量 DNA 数据的数据库,将会引发可怕的数据隐私问题。

  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基因咨询师 Laura Hercher 曾经指出,应该由法律界定获取 DNA 信息的条件,而非机构本身。“(DNA)是抓捕罪犯的好方法,但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

  通过 DNA 技术,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家庭谱系中的大多数亲人,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自己的信息进入到这个系统之中。可惜的是,一旦有人上传了自己的 DNA 信息,与其相关的亲戚,也被动地进入到系统之中,其中的隐私和法律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

  不管是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生活,在任何一起案件的侦破中,涉及的都不仅仅是犯罪者和受害者,更会影响到双方背后大量的关系人员。如何将先进的技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某种意义上要比破案更加重要。


标签: 柯南 犯罪 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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