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之于近现代战争乃至社会发展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我国火器制造原本是领先的，毕竟古代四大发明中就有黑火药这一项，而且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元代时还出现了性能不太稳定的火铳、突火枪等火器。
但是，火药在我国多应用于炮仗和烟火杂技，在火器领域的延伸并不广。反而，火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良，升级成各种火器，火药兵器逐步取代冷兵器，成为阵前杀敌、攻城掠地的大杀器。
大约从15世纪开始，欧洲火器开始领先于我国。此时，正值明代中后期，当时各种枪械发展比较缓慢。这种差距，一开始并不大。欧洲人有火门炮，我们也有;欧洲人有火绳枪，我们同样也有。
火绳枪是现代步枪的直接原型，直接将战争从冷兵器拉入了热兵器时代。
16世纪早期，明朝从葡萄牙引进这种武器。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时，将火绳枪应用于战场，后来又俘虏了葡萄牙人与倭寇联军，并缴获了部分枪支。明廷知晓这一武器的厉害，便命人仿制。武将马宪、李槐等人面对实物，不断研究和改进，历经十余年终于造出了 “鸟嘴铳”，这就是后来的鸟铳。鸟铳出现后，长久不衰，后来成为装备明、清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之一。
火绳枪的换代产品是燧发枪。当然，这一革新是欧洲人主导的。大约在17世纪中叶，欧洲军队开始普遍装备这种武器，并一直用了200多年，直到1848年。明末官员、武器专家毕懋康详细研究并制作了燧发枪，但性能比以前的鸟铳并没有提升多少。清初，工匠们进一步改进。制作精细、性能良好的燧发枪开始出现。康熙皇帝打猎用的猎枪就属于燧发枪。
可见，在中外交流的背景下，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大，至少不会有指数级的差距。清朝初期，由于对明朝、三藩作战，朝廷还是比较重视火器的。除了燧发枪之外，火器专家戴梓发明“连珠铳”，很多人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把机关枪。这虽然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当时人们对火器的创新和求索精神。
如果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火器应该有大的起色。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在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时，清军的装备还停留在“兵丁鸟枪”等落后武器上。也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武器装备并没有实质的跨越。这些鸟枪数量虽然众多，但由于制作工艺衰退，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现象严重，质量大不如以前。至于火炮，清军工匠的铸炮技术也很滞后，关天培在1835年调集高水平工匠铸造火炮，结果四十门大炮在实验中就炸膛十门。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比较复杂。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臣国泰上疏指出：各属民壮鸟枪，应令实力操演，以收实用。而乾隆皇帝的态度却是“鸟枪原系致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戏多藏。即如山东王伦聚众之事，幸其不谙放枪，故易剿灭。”
山东王伦起事后，乾隆皇帝出于政治稳定考虑，严格民间禁枪。这种做法虽说在情理之中，但反映了朝廷对火器的态度。
民间是不能创新了。那么朝廷呢?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在西方，如果清政府走引进的老路或者自己研发，或许会继续缩小差距。不过，这种设想也只是在闭关锁国以及天朝上国的美梦里沦为泡影。
落后就要挨打。终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迎来了第一次降维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