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第一场宫廷政变，“祺祥政变”，结局以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完胜，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三奸”伏诛而告终。
据说政变发生之前，天空曾出现异象，“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被认为是祥瑞之兆。到同治小皇帝登基那天，多日阴郁的天空突然明朗，万里晴空。有人赞叹道：“于是权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生，群贤并进，内外协力，宏济艰难，遂启中兴之治。”
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拍马的功夫。老天出个太阳，也能拍出个铲除奸佞，同治中兴。同时，在政变后处理一干涉事人等之奏表案牍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毫不费力地读出四个字，成王败寇。
成王败寇是历史的一般规律，但也有少数例外。比如项羽是失败者，但在太史公的笔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西楚霸王，有情有义的悲剧英雄。因此，当失败者们被机械地贴上一个个丑陋的标签时，我们倒不必一味跟随胜利者鹦鹉学舌，而可以有多一些自己独立的思考。
有几位政变的当事者，值得单独拿出来谈一谈。其中之一，是一度受到咸丰皇帝重用，政变后遭革职流放的顾命大臣杜翰。
杜翰在“顾命八大臣”之中，不属于皇亲贵胄，官职不算最高，资历也非最长，但却是这个团队中分量极重的一个人物。其中缘由，从肃顺曾对杜翰说过的一句话中可以看出来：“君诚不愧杜文正之子也!”
在当时的语境中，肃顺这句话是表扬杜翰的，不过也侧面点明了杜翰承父荫得官的事实，是个“官二代”。实际上，杜翰应该算是“官三代”，因为他的祖父杜堮，也曾是官居卿贰的礼部侍郎。但真正给他们杜家光耀门楣的，则是杜翰的父亲杜受田。
杜受田是咸丰皇帝的授读师傅，因这一层关系，为后来杜家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这师徒二人比较著名的故事，是有一次道光带着几个儿子到南苑打猎，诸皇子都想在皇阿玛面前展示自己身手，而当时还是四阿哥的咸丰却一枪不发。道光问其故，四阿哥按照师傅的教导回答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
听了这句话，估计道光当时都震惊了：还能有这种操作?
因旗人尚武，一般来说，皇子皇孙打猎时收获越多，越能得到皇帝的青睐。比如乾隆和道光两位皇帝，就曾因打猎时在皇祖父面前表现出色而受赏，后来也成为了皇位的接班人。但杜受田教咸丰说的这句话实在太漂亮，道光此时心中忍不住浮现出无数个赞美之词，最后憋出来一锤定音般的六个字：“此真帝者之言!”
咸丰的几个弟弟估计更是面面相觑。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刷怪练级，而咸丰什么都没干，只输了从老师那学来的一段作弊码，就轻松满级通关了，你说气不气?
咸丰能登上帝位，杜受田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此咸丰对这个师傅尤其感恩戴德。御极之初，咸丰便颁布一道圣旨，用力地褒奖了杜受田。
“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硕学。杜受田著赏太子太傅衔。伊父前人礼部侍郎杜堮年逾八旬，精神强固，诒谋远大，济美中朝。前蒙皇考赏给‘教忠笃庆’匾额，并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朕今复亲书匾额颁给，以示笃念耆臣、推恩锡类至意。”
咸丰刚登基时，朝堂上多为道光旧臣，指挥得不是很顺手，因此非常倚重老师杜受田。杜受田先是由工部尚书升为刑部尚书，不久又入阁拜相，任协办大学士。《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杜受田虽未入军机，但“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后行”，对整个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起复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和广西巡抚，便是出自杜受田的举荐。
做官做到这个地步，杜受田一世荣宠，可以享之不尽。可惜的是，杜受田对此却无福消受。咸丰二年(1852年)，山东和江苏发生水灾，杜受田奉旨前往办理赈灾事宜。杜受田年事已高，加上车马劳顿，“在途触暑染疫，(却)力疾治事”，“疏陈而不言病”，最终因在任上劳累过度，行至清江浦而病亡。
对杜受田的离去，咸丰皇帝伤心至极。从咸丰对老师遗疏的亲笔朱批，以及办理丧葬后事谕旨来看，咸丰对杜受田除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更多的，是在感情上的依恋。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披览遗章，不觉声泪俱下，悲痛实深!回忆书斋景况，如在目前。奉使陛辞，情尤眷恋。”
在咸丰的一生中，恐怕考妣薨逝的悲痛，也不过如此。因此，杜受田身后的恤典，无一不是顶格或破格享受。先是特赐陀罗经被，追赠太师大学士，入贤良祠;后又跳过内阁拟请的步骤，直接由皇帝钦赐代表文臣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杜受田灵柩回京治丧，咸丰还特命恭亲王领侍卫迎接，惇亲王前往赐祭。咸丰自己也亲临祭奠，抚棺痛哭，泪洒当场。
还不尽的师恩，咸丰还要加倍地报答在杜受田的亲人身上。当时杜受田的父亲杜堮已年届九旬，咸丰给他赏赐礼部尚书头衔，并且“赏食全俸”，不仅升官，还提高了退休金。长子杜翰，待为其父守制期满后，由检讨提拔为庶子。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则一并被赐予举人身份，可以直接参加科举会试。
杜受田离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的长子杜翰。
杜翰是嘉庆十一年(1806年)生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上进士。杜翰通过“朝考”，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后，经过三年的学习深造，又在“散馆”考试中表现优异，留翰林院成为一名从七品“检讨”。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杜翰除了被加恩外放为湖北学政外，一直都没有升官。而杜受田死后，咸丰让他回家守孝一年，就直接拔擢为右春坊右庶子。
詹事府庶子是正五品官员。杜翰本来正面临着事业停滞的中年危机，没想到一下子官升五级，开启了官途上的第二春。
一个从七品的小官连升五级，在清朝自是少有，大家纷纷感叹杜翰真是圣眷优隆。但咸丰表示，滴水之恩，我要涌泉相报，你们也太低估我的报恩之心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咸丰的又一个举动，让满朝文武都惊掉了下巴——杜翰被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并受命“办理巡防事宜，稽查中书科事务，并充文渊阁直阁事。”
这一次，是连升六级。
这一个月升了十一级，杜翰可能自己都有点怀疑人生。而咸丰觉得这还不够，马上又让杜翰正式迁为工部左侍郎，并任“军机大臣上行走”。一般人初入军机，都要先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而杜翰并不需要学习，跳过实习阶段，直接成为了掌握清政府中枢权力的“大军机”。
按现在的说法，杜翰相当于从一个普通处级干部，一下跃升为国家的核心领导层，他有足够能力做好这份工作吗?《清史稿》给出的回答是：“翰勇於任事，甚被倚任。”“勇於任事”，说明杜翰并非那种得过且过的好好先生，而是有担当、有魄力的人，这点也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所必备的素质。
更难得的是，杜翰不仅敢任事，而且还能任事，对待工作认真细致，毫不含糊。《清史列传》记载，杜翰在工部时，工部右侍郎爱新觉罗·国瑞参劾宝源局监督桂荣、王溥二人办事含混，放任属下克扣匠人的工钱。但杜翰对衙门的事务非常了解，知道没有此事，因此当国瑞找杜翰联名上奏时，杜翰不肯会衔。
咸丰见国瑞的上疏中没有同为工部侍郎的杜翰署名，询问其故。杜翰回奏称：“(国瑞)所参该监督各款，皆系国瑞未到任以前，回明办理之事，以与国瑞意见不合，故未会衔。”后来咸丰派人调查此事，结果正如杜翰所言。
杜翰在政治上富有主见，也是个干实事的人，这决定了他不可能是政治上的骑墙派。到咸丰后期，恭王和肃顺的争斗趋于白热化之时，杜翰坚定地倒向了肃顺这一边。这也许是因为两人同在户部分任尚书和侍郎，作为同僚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更有可能的是，肃顺铁腕整饬吏治的一系列举措，使杜翰将其视为了志同道合的政治伙伴。
后来咸丰皇帝驾崩，杜翰成为了“顾命八大臣”的一员。在这个团体中，焦佑瀛是笔杆子，杜翰则是嘴皮子，他抵制垂帘听政的态度尤为激励，顶撞地慈禧浑身发抖。因为杜翰在阻止垂帘听政的斗争中尤其卖力，所以后来在斗争中落败，慈禧等人对其清算时，处罚也很重，不但被革职，还要流放新疆，最后是看在杜翰先父杜受田的份上，才免其发遣。从此杜翰杜门不出，不问政事，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家中郁郁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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