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上下黄赌毒,晚清社会究竟有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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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 举国上下黄赌毒,晚清社会究竟有多腐败?

  世界上没有不死的大树,没有不灭的王朝。

  当一个王朝气数已尽的时候,它的肌体就会腐败。腐败的病因首先是政治腐败,进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黄赌毒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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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晚清社会已经走入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世,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糜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黄赌毒”的空前泛滥。

  晚清时期,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不得不放松对色情业、赌博业、制毒吸毒者的控制。

  189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即为1300余万两白银,而到1910年已猛增到约8000万两。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

  那么,清朝时期的黄赌毒,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色情业繁荣“娼”盛

  娼妓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职业,她是国家经济的晴雨表,跟百姓生活处境有关。

  换言之,当一个国家民不聊生的时候,娼妓也就会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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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话叫“逼良为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清朝前期,对色情业零容忍,将它列为社会之"四恶"(盗贼、赌博、打架和娼妓)进行大力整治。

  乾隆即位便发布上谕说:"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

  对于色情业,清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顺治16年(1659年),清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太监代之。

  至此,北京的官妓消灭,全国各地的色情业也一蹶不振,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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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随着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艰难,朝廷日子也不好过,色情业死灰复燃、开始泛滥。

  为了创收,清光绪31年(1905年)先是设了巡警部,后来设内外城巡警厅,开始向娼妓收捐。

  按月上缴妓捐的话就能合法营业,成为官妓,不然则为私妓。

  这样一来,等于将娼妓合法化。

  北京地方政府划定了所谓的"红灯区":"乐户营业者以巡警厅圈出之地段,并已经允许开设、在卫生局注册者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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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将妓院分为四等,分别是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和小下处,各有一定的数额限制,总数不得超过373家,准许顶开而不许添开。”

  (民国学者王书奴《中国娼妓史》)

  娼妓泛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席卷大半个中国,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军起义,丧失大量劳动力,导致中国南方地区男女比例失调。

  学者何炳棣指出,1776-1850年间江苏的男女比例大约为128.1:100,湖南的男女比例为135.1:100;在浙江的一些地区竟然高达144.7:100,虽然上述数字准确性存疑,,但在晚清时期男性人口远多于女性人口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到了近代,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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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男子很多不能通过婚姻建立家庭,他们的性需求,客观促进了色情业的发展。

  俗话说笑贫不笑娼,当百姓生活举步维艰的时候,道德就会沦丧。

  很多人认为,官员可以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包养二奶;百姓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劳动”赚钱,为什么不能用钱做性交易?

  一旦丧失道德底线,性交易就会被社会接受。

  民国学者王书奴在他的《中国娼妓史》中写道:由于民不聊生,人民的道德底线下滑,在某些地区竟出现"人们唯一谋生的手段就是靠妇女用这种方法所挣来的钱。有些乡村竟然没有一个干净女人。"

  赌博泛滥成灾

  清朝前期,政府对于赌博也是零容忍,对官员涉赌处罚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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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涉毒,都会被枷责,不准用钱减罚。

  晚清时期,同样因为经济紧张,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建议政府对赌博业征收捐税以充实国库。

  晚清时期,广州赌博业捐税收入,每年高达500万两。

  这样一来,赌博业也和色情业一样合法化。

  上自王公贵族、省部官员,下到小商小贩、平民百姓甚至闺中女子、监狱囚犯无不参赌,形成成一道奇特风景。

  赌博成为一颗毒瘤,侵蚀着整个社会。

  官民不务正业,丧失了理想追求。

  让富者倾家荡产;让贫者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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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毒、吸毒蔚然成风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所以打起来,是因为清廷意识到鸦片对国人的毒害。

  可是到没过多久,我们自己则张开双臂拥抱鸦片。

  晚清事情,英国和中国的鸦片贸易量逐年减少。

  不是控制住了鸦片,而是我们可以自力更生种植罂粟了。

  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大清有识之士觉得,既然中国人对鸦片有嗜好、也戒不掉,为什么不自力更生,让洋人赚我们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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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年初,经历流放重回政坛的林则徐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于是清廷在1859年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开始向鸦片征税。这一条例的颁布实施,将罂粟种植和鸦片买卖以及消费合法化。

  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大清政府的号召,争先恐后种植罂粟。

  他们放弃了农作物种植,把最肥沃的田地用来种植罂粟。

  四川、云南、贵州一带走在全国前面,浙江、江苏、山东、山西、甘肃以及直隶纷纷跟进,掀起全民种植罂粟高潮。

  以山西为例,“按吾晋土田志旧书所载四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四顷,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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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巡抚曾国荃曾不无忧虑地说:“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

  187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各地观光,沿途所见都是罂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1894年,澳大利亚年轻人莫理循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从湖北、四川到云南)整整1700英里的旅途中,罂粟种植园从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过。”

  罂粟种植大大挤压了农作物的种植空间,影响到清朝的粮食安全。1877-1878年发生的“丁戊奇荒”,酿成1000余万人饿死的人间惨剧,不能说跟罂粟种植、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大缩减无关。

  到了1906年,中国自产鸦片为58.4万担,当年进口数量是5.4万担,清朝鸦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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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罂粟制造的毒品,当然不是卖给了外国人。

  鸦片产量激增伴随的,是吸毒量和吸毒人数的增加,是各地大烟馆如雨后春笋般开张,是举国吸毒。

  据有关史料统计,清末大概有1200万人成为瘾君子。

  上自王公贵族、政府官员;下到底层百姓、三教九流。譬如溥仪的皇后婉容,就是一个不可不扣的瘾君子。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个妖孽就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黄赌毒盛行。而中国的国家命运,几乎被这些腐败风气给彻底断送。如果没有新中国扭转乾坤,清朝留下的恶习更是不知道要侵蚀国人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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