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冲突,特朗普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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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喜欢创造历史,而且总不忘提醒世人感谢自己。

  但运气不太好。对于他近四年的执政,未来的历史学家着墨最多的,少不了被新冠危机蹂躏的美国,以及因种族骚乱而燃烧的城市。

  即使以特朗普的逻辑来衡量,这些都不值得“感谢”。所以他开启“甩锅”模式,把新冠危机归咎于中国,把种族冲突的责任算在极左的民主党身上。这属于典型的政治操弄。当然,也是政治道德问题。

  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特朗普从政治素人到“一国之尊”的过程,折射出一条怎样的美国历史之弧?

  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情结说起。不只是因为针对这场反种族歧视“火与怒”,特朗普作为总统流露出的微量安抚与喷发出的巨量愤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因为他政治理念中嵌入的种族主义基因。

  歧视基因

  普利策奖获得者迈克尔·迪安东尼奥,在2016年6月出版的《真实的特朗普》一书中,对特朗普的种族歧视情结,做了细致的梳理与精辟的分析:“对于特朗普来说,种族是从他幼年时代就产生,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思维方式。”“特朗普是一个超级富豪,年幼的1950年代享有白人特权,青少年时期的1960年代,生活遭到黑人平权运动的冲击。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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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特朗普(左一)与纽约市长(右二)查看君悦酒店绘图

  这种“耿耿于怀”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在不断累积。1971年,25岁的特朗普跟随父亲,把家族房地产生意迁往纽约。当时身为曼哈顿特朗普大厦总裁的特朗普,指示员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把物业出租给黑人客户。

  1973年,公司因“基于种族与肤色开展生意”而遭到联邦司法部起诉。在私人律师罗伊·科恩(2018年8月因财务问题被判刑)的运作下,特朗普反诉司法部造成“偏见”伤害,并索赔一亿美元。官司打了近两年,最终以双方达成司法和解而告终。

  但特朗普的内心并未和解。从那时起,特朗普的生意里,就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理念——以种族主义为底色的政治理念。在迪安东尼奥看来,1970年代中期以后,特朗普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理念,即美国都市在衰败,美国白人在沉沦,美国需要一个白人拯救者。也就是说,对于那个时期黑人通过抗争获得平权,特朗普想的是,白人需要“反抗争”。

  在那个反种族歧视逐渐成为政治正确的年代,特朗普的“反抗争”犹如螳臂当车。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愈挫愈勇”,而且一旦瞅准时机就反击。1989年的纽约中央公园“五罪犯事件”,冥冥中已经注定了2020年的反种族歧视,为何演变得如此激烈。

  那年4月,一名白人女子在公园跑步时遭到殴打和强奸。五名黑人青年被指控为嫌犯,并在警方暴力下屈打成招。很快,特朗普花8万多美元,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四版广告,在“恢复死刑、力挺警察”的大标题下,签有“特朗普”大名的声明里,把这五名黑人青年称为强奸犯、野蛮动物、杀人犯,“我不想对他们做什么心理分析,或者试着理解他们,我想要的是惩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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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的纽约中央公园“五罪犯事件”中,特朗普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广告,大标题为“恢复死刑、力挺警察”

  13年后的2002年,案件的真凶被抓到,五名黑人被无罪释放,并获得了4100万美元的国家赔偿。尽管铁证如山,冤案得以昭雪,但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五名黑人无罪的事实,认为那份赔偿“很丢脸”。他的“耿耿于怀”,在逐渐累积。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抗议示威浪潮后,特朗普对警察在游行人群前单膝下跪怒不可遏,对警方强力镇压赞赏有加,这何尝不是历史性的一脉相承?

  当年他无法接受“黑人无罪”,背后的逻辑是黑人有罪的推定;当年他“力挺警察”的广告,与如今认为“99%的警察是好人”的表态,潜藏着警察无错的假设。在种族问题上,当“有罪推定”与“无错假设”成为思维方式,结果可想而知。

  在最新一期《南风窗》的文章中,我分析了美国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的历史和制度成因,这里面带有结构性的种族歧视因素。但从特朗普人生轨迹来看,可以说他代表了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某种“沉睡的力量”。这股涌动着种族歧视的力量,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从“沉睡”转变成“上位”。

  个人恩怨

  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大规模抗议之前,美国政治新闻的焦点之一是“总统级互撕”。5月10日,特朗普在推特上遭了一个词汇——奥巴马门(ObamaGate),而且认为兹事体大,必须全国关注,硬生生地造出了一个舆论热点。

  起因是美国司法部取消对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指控。弗林在2017年因涉嫌“通俄”而接受调查,并被判有罪。特朗普随即借题发挥,再提奥巴马执政时期对他的监听,以及他入主白宫后仍遭“深度国家”打压。这当然属于“炒冷饭”,套路与他长期以来把自己塑造为政治猎巫的受害者一样。

  在美国人沦为新冠危机的受害者时,特朗普的这个逻辑虽然有点奇怪,但并不妨碍他再次使用。奥巴马没有正面回应“奥巴马门”,而是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抨击特朗普(没有点名)疫情应对糟糕,甚至没有假装在负责。特朗普的回应是,直接点名称奥巴马是个无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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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在5月8日与他执政时期的政府成员举行电话会议中,猛烈抨击了特朗普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工作,称之为“彻底混乱的灾难”

  前任总统与现任总统“互撕”,直接原因是选举政治操弄,深层原因是个人恩怨折射出的冲突性政治理念。而且,种族主义问题是其中的一条主线。

  1989年,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就业市场里,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相比,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有着巨大的优势。”“如果我现在开启事业,我宁愿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因为我真的认为现在他们的确有着实实在在的优势。”

  毫无疑问,特朗普想表达的,不是他对黑人的羡慕,而是对白人“遭歧视”的愤怒。

  那一年,奥巴马正在接受良好教育——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没有资料显示他俩在那时就相互认识,虽然人生还没有交集,但历史已经为后来的个人恩怨埋下伏笔。

  2008年,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黑人,奥巴马找到了一份美国总统的工作。诸多资料显示,正是从那时起,特朗普开始兜售“出身论”(Birtherism),并将此打造了个人政治理念上的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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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的具体做法是,炮制出一个关于奥巴马身份造假的阴谋论——称他出生在肯尼亚而非美国。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参选总统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在美国出生。2011年初,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奥巴马)没有出生证明。他也许有个像出生证明那样的东西,或许还写着宗教信仰,证明他是个穆斯林。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那年4月27,奥巴马正式公布了自己的出生证明。数天后的白宫记者会晚宴上,获邀出席的特朗普,遭到了奥巴马的当众羞辱。奥巴马说,“我最近公布了一份长长的出生证明,特朗普先生可以安心了,可以重新关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比如登月是否存在造假、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朋友圈内的人士透露,那次晚宴上的当众羞辱,坚定了他竞选总统的决心。奥巴马的嘲讽调侃,激发了特朗普个性中的睚眦必报。与奥巴马之间的个人恩怨,阴差阳错地成了他进军政坛的触发点。

  无论是竞选期间还是就任总统之后,特朗普总“忘不了”奥巴马。根据追踪特朗普推特的网站统计,2010年11月至2020年5月近10年时间里,特朗普在推特中提到“奥巴马”总共约3000次。在他推特中提及的人名次数排行榜上,“奥巴马”高居榜首。

  特朗普提“奥巴马”就像是念咒语,他的政治生涯几乎是在围着奥巴马转,原因不只是个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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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推特中提及的人名次数排行榜上,“奥巴马”高居榜首

  《纽约时报》分析称,特朗普对奥巴马的“执念”,背后折射的是种族与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一大拨美国白人对这样的傲慢难以接受,即一个黑人(奥巴马)为美国人应该如何行事设基调,他同为黑人的夫人教导美国人该如何健康饮食。”(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曾在白宫种菜,并推广健康饮食)

  换句话说,部分美国白人无法接受黑人登上美国权力之巅,而特朗普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分析称,奥巴马执政期间,虽然大多数“体面”的共和党人拒绝特朗普的“出身论”,至少是避免公开支持他,但从那时起,特朗普开始转向深耕共和党内种族主义与白人身份政治的基本盘,并将其转化为2016年大选的优势。

  对于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特朗普成为总统,简直是使命的召唤。很难否认,在多元的美国现实中,这也是现实的一部分。特朗普从共和党内的边缘人,到几乎把共和党“特朗普化”,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绕不开种族这个话题。

  国家悲剧

  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道德宇宙的弧线虽长,但它终会弯向正义。”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选演说中,呼吁美国人把他们的手放在历史之弧上,使其向更美好未来的方向弯曲。从奥巴马与特朗普的个人恩怨与人生轨迹,可以清晰感知美国的历史之弧在向哪个方向弯曲。

  “我当选总统之后,出现了后种族时代的说法。这样的图景是美好的,但从未实现。种族问题依然是造成我们社会分裂的一股强劲力量。”这是2017年1月奥巴马在告别演说中说的一番话。他还说,种族问题所造成威胁,“几乎与我们的国家一样古老”。

  不知奥巴马是否意识到,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上,他与100多年前的托克维尔可谓“心心相惜”。托克维尔在1848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有这样一番表述:“在威胁美国的未来的灾难中,最可怕的是黑人出现在这片国土上。虽然观察家们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考察美国目前的困境和未来危险的原因时,总是要归结到这一主要事实。”

  托克维尔在书中做了先知般的预言:“印第安人生存在孤立状态中,并将被消灭于孤立的状态中。黑人的命运却几乎总要和白人的命运交织。这两个种族互相联系,却不混为一体。既不能把它们完全分开,又不能使它们完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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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矛盾虽然难以解决,但在政策上也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在政策应对上有灵活操作的余地。种族是“看得见”的共同体,肉眼凡胎就能看出差异性。一旦矛盾激化,差异性就很容易成为危机的引爆点。所以托克维尔说,美国的种族矛盾,能调和的只有上帝。

  弗洛伊德之死,或许有历史必然的成分,但事态本可以不至于演变到如此局面。如果把托克维尔的预言视为忠告,既然不能完全结合,那就可以思考如何共同相处,情况或许不会那么糟糕。但美国选出了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方式的总统,并擅长于从分化社会中汲取政治能量。

  因与特朗普政见不和而辞职的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对反种族歧视式微活动的表态中说:“唐纳德·特朗普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一位不试图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甚至连假装尝试一下都不愿意,相反,他还要分裂我们”。

  因为“分裂”对特朗普有利。他2020年大选的对手是拜登,但为何紧盯不可能与他对决的前总统奥巴马不放?因为敲打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能给他的选举基本盘“打鸡血”。他塑造自己“法律与秩序”总统的形象,那些生活受到负面影响,把骚乱归咎于黑人群体的“沉默群体”,更有可能把选票投给他。

  如果特朗普的策略奏效,能帮助他在今年大选中保住总统大位,那美国的历史之弧,会弯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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