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云龙
神话的产生与落实于文字并不是一个同步过程，神话是历经了口头流传的漫长岁月后才逐步被记录下来，在整理写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下后世的某些烙印。因此，后人对于上古神话的了解和把握存在着很不少争议。研究神话要探索神话人物形象的变迁轨迹，从神话内核出发去更加准确地把握神话的内涵，同时通过动态的研究神话的发生、发展，就可以了解不同时期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知。
从中国的神话人物体系分析，主体系中的神话人物追寻溯源，是来自楚文化。楚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在巫神文化上。北方中原文化在汉朝时，深受长江楚文化影响。南北神话人物，在两种文化高度融合过程中，楚文化里的神话人物占据了主系。究其原因，有多种因素。首先，南北文化差异很大。中原人民崇尚礼乐文化，南方人民崇尚巫神文化。再者，秦朝，焚书坑儒，造成中原传统文化出现了一次大的毁灭。西汉初时，执政集团的人又都出自长江流域，包括开创者刘邦本人。汉朝时，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融合达到一个高峰。秦朝焚书坑儒，对中原文化和楚文化，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先秦古籍都付之一炬了。汉代南北文化才真正形成大融合，南北神话体系中的“三皇五帝”被重新整理排序，楚文化中的神话人物地位明显略高，这个原因笔者先不作细究了。
一、神话体系划分
笔者把中国神话分为两大体系，以长江为分线，划分南北体系。
北体系，以黄河为中心，核心范围在陕西和河南。
南体系，以长江为中心，核心范围在江西、湖南（核心点在鄱阳湖区域）。
至于，长江北岸的东夷文化和南岸的巴蜀文化，与两个中心文化的融合过程笔者先不细表。
二、神话追本溯源
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上古神话传说，多数人物形象，追本溯源，是来自楚文化中的典籍《山海经》、《楚辞》。
现代中国许多文化学者谈到中国神话有三大奇怪现象
第一大奇怪现象是在中国，越是往南方神话氛围越浓厚，神话传说越丰富多彩，越是往北方神话越凋零。正如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先秦南北文学的差异做了一个比较，他说：“试把《周南》、《召南》的诗和《楚辞》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汝汉之间的文学和湘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和想象的能力。”
第二大怪现象是，中国神话的产生文化区域都是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
从《楚辞》与《山海经》分析发现，其文化主要源头与楚国有密切关系。而这两个前后不同时代的国家正是长江流域的地域。
第三大怪现象是，中国流传下来的能够上得了档次，够得上人类文明基础级别的神话大多出自侥幸遗存下来的、或楚国宋玉和屈原的《楚辞》、或出自夏侯氏国地理志《山海经》。而笔者前面说过，《楚辞》和《山海经》的文化主源却是长江流域，而且是仅存比较有系列的传世篇。
两汉时期则是长江流域神话传说载入文献典籍的巅峰期，例如《庄子》、《楚辞》、《楚帛书》、《山海经》、《淮南子》、《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汉代文学的代表形式是汉赋，汉赋在形式上大不同于中原的《诗经》，而近于南国的楚辞，汉代的治国方略是源于南方老子《道德经》的无为而治。这是一份富有南方特色，有别于中原的文化。 刘邦起义被立为沛公后， “祭蚩尤于沛庭”，统一全国后，“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汉宣帝时，祠 “蚩尤于寿良” 。建立西汉的功勋阶层中多数是楚人，这部分人自然把楚文化的一些传统带进西汉早期。从文化角度讲，“周秦汉唐”不如说“周秦楚汉唐”，更可把承和转的过程梳理得更清晰些。
中原华夏族神话中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神话中的主神是“伏羲”。
源于楚国，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的神系来与中原华夏的“五帝神系”相抗衡。在这个神系中，传统至上的五帝成了“东皇太一”的辅佐。更有甚者，又以伏羲、女娲神话与黄帝崇拜分庭抗礼。诚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述，修“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显然，汉文化是一份与传统华夏有冲突抵牾的文化。
汉顺帝以后，官方正式定下三皇五帝的人选，将其放在太庙祭祀，汉朝官方定的三皇五帝人选是——
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
五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黄帝从五帝之首，升格到了三皇的队伍里，而伏羲则成为了三皇五帝之首，成为了第一始祖神。
关于中国北方神话的逐渐凋零现象，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讲得和清楚，他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三、长江两岸的早期图腾文化
1.长江北岸的龙文化
如今发现最早的具有传统龙特征的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玄武岩自然石块堆摆而成，全长19.7米，整体造型昂首、张口、屈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堆石两端还有墓葬和祭祀坑遗址，显然这条龙和丧葬、祭祀有关。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八千年前，北方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崇拜并信仰龙了。
比这条龙略晚一点，在距今六千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三条龙。它们同样是堆摆而成，只不过材料高级了点，用蚌壳。这三条龙，一条位于墓葬中人骨架旁边，其形态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似乎就要驾云腾飞。另两条也离墓葬不远，都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所熟知的明清时期的龙形象，其中一条龙上还骑有一人，姿态栩栩如生。这三条龙都和虎等其他动物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发现于墓葬周围，应该和原始人守护亡者神灵的思想有关。
再晚一些，还有内蒙古赤峰市牛梁河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红山文化龙形玉器。这些玉龙，从外形上看，有的身体呈“C”形，卷尾，颈部和背部有迎风飘动的鬣毛，似乎预示它们已经积蓄了能量，正准备一飞冲天；也有的呈玦形（有缺口的圆），身体卷曲成圆形，首尾接近相连，头部肥首大耳，嘴扁平，学界大多认为类似猪的形状，故称“猪龙”。此后，还有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龙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文物中，如商周青铜器中的蟠龙纹、敦煌壁画中的乘龙仙人。
众所周知，龙并非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那龙图腾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一种说法认为，龙图腾的确立源自黄帝的釜山合符。《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打败炎帝和蚩尤后，巡阅四方，“合符釜山”。这标志黄帝作为第一位华夏族的首领，联合了当时的各个部落，奠定了社稷江山一统的基础。这次“合符”，不仅统一了各部军令的符信，确立了政治上的结盟，还从原来各部落的图腾身上各取一部分元素组合起来，创造了新的动物形象——龙。从此，中原大地上各个部族有了共同的龙图腾，统一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此开启，因而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这个故事虽然完美解释了非自然界原始存在的龙怎样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听起来也令人心潮澎湃、荡气回肠，但史前文化遗址中龙形象的发现，使它不攻自破。
龙的产生，远远早于距今四千多年的黄帝时代。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龙图腾是由其他动物图腾演变而来的。早期比较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是“蛇演变说”，比如闻一多先生就说“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龙的基调还是蛇”，他还认为在后世石刻和绢画中常见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可能就是龙图腾的最初雏形。在原始先民的眼中，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女娲都是蛇的形象，我们原本是“蛇的后代”，当蛇演变为龙后，我们自然也变成了“龙的传人”。后来，随着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出土，人们又陆陆续续发现在当地早期文明中有猪崇拜的影子，也有学者据此持“猪演变说”，不过可能大多数人无法把憨态可掬的猪和威风凛凛的龙联系起来，这种说法流传并不广。
2.长江南岸的阳鸟文化
鸟图腾似乎多和太阳崇拜相联系。且不说《山海经》里广为人知的三足乌，原本就是“日中阳鸟”，如今出土文物中的许多鸟图腾，也与太阳刻画在一起。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所采用的四川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就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旋转飞翔的造型，充满动感。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双重崇拜，也促生了中国文化另一重要形象——凤凰的诞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凤凰崇拜族群是楚人，大量楚国文物上都有精美的鸟形雕饰或图案。《白虎通·五行》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是代表太阳的炎帝麾下掌管火的神灵，“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由是可知，在楚人眼中，凤凰与太阳是他们祖先的化身，而对这二者的崇拜都来源于鸟图腾信仰。
1991年，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高直领白陶罐，上面戳印凤凰图案，距今已有7400年的历史。经专家鉴定，沅水凤凰早于河姆渡凤凰约四百年，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这一发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之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白色陶罐的颈部和肩部，有两只飞翔的神鸟凤凰，一只正面，一只侧面回首，姿态雄健。它们具有神话传说中凤凰的鲜明特征：有冠，有非常长的喙，长颈，有漂亮的长尾。最为奇特的是，两只凤凰的食囊部位还戳印有獠牙、吐舌的兽面纹，显然此时就已经是一种组合式的神物了。
因为，鸟是现实中随处可见动物，所以，崇拜鸟的部落文化要多于崇拜龙的文化。鸟图腾是一种常见的图腾，北方的东夷文化也是崇拜鸟，国外文化中也崇拜鸟。长江南岸是“太阳神鸟文化”研究长江南岸的鸟图腾文化要从太阳神鸟文化入手，后期再研究“凤凰”文化。长江南岸的楚文化非常崇拜太阳神鸟，就连文字都是鸟篆文。
3.龙凤文化融合
龙凤文化结合的最早时间，笔者暂时还没有考证。
在周朝末期，长江南岸的楚国成为了当时主要的大国。楚庄王更是问鼎于洛阳郊外。在当时作为楚国的图腾凤的地位。已经远在图腾龙之上，这与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在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其辞赋中，龙与凤出现了24次，但代表的是神的使节，而龙只是凤的坐骑而已。
而当时龙主要作为北方国家的图腾，凤则是南方国家（楚国）的代表，龙凤呈祥的本意应该是中国南北两地在华夏大地并驾齐驭，昭示着一种祥瑞之气，而非现在表示的吉祥的意思。
世事变迁，随着时间的流逝，楚国也走向了没落，后来北方一直成为了整个华夏的政治经济和中心，龙的地位也就随之而提升，变成了唯我独尊的代表，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中制的皇权出现，龙更是变成了皇权的象征，凤就变成了皇后嫔妃的象征，这也就是皇帝穿龙袍，坐龙椅，皇帝的儿子称龙子，皇后戴凤冠的主要原因。
汉代时，长江南岸的楚文化和北岸的中原文化进入了高度融合期，凤文化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大发展。在汉代各种工艺品和建筑装饰上，自然界的鸟，几乎都用作图案题材。如雁、燕、鹰、凫、鹤、鹦鹉、孔雀、锦鸡、喜鹊、乌鸦、麻雀、鹭、鹳、鸳鸯、鸱枭等等。但是，最鲜明而富有时代特征的是凤凰一类神化的瑞鸟纹样。这些能给人们带来祥瑞和兆庆的神鸟，在装饰物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凤鸟形体大方，挺胸展翅，高视阔步，气宇轩昂。汉代的凤鸟图案，充分流露出形象的动态与气势，处处表现出整体的容量感、线形的速度，以及变化的力量。
四、中国神话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在大禹时期之前，长江两岸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长江两岸都还处在部落林立状态，这个观点可查阅汉代司马迁编撰的《史记》。
大禹时期之前，长江两岸文化体系是不同的，这一点可以从古人对图腾文化发崇拜上来佐证。
长江北岸的古人崇拜“龙”，长江南岸的古人崇拜“阳鸟（凤凰）”。
长江南北两岸部落最早的一次融合时间，笔者现在还无法判定。主流学者的观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史记》中描述：黄帝向南到过长江 ，登上了熊山、湘山。《史记》中说：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后裔，尧舜禹时期，还在和三苗集团作战，直到大禹时才彻底征服了三苗集团，大禹开创的了“夏朝”。
《史记》中描述的尧舜禹集团对三苗集团的作战位置是在长江流域。尧、舜、禹时，都有多次征讨三苗。
尧时，《吕氏春秋·召类篇》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舜时，《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四罪而天下咸服”。
禹时，《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征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战国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按《史记》说法，长江北岸的黄帝、尧帝、舜帝、大禹经过多年的征伐，降服了长江南岸的三苗集团，把三苗集团驱至三危之地。大禹疏通了九条江河，挽救了天下九州的百姓，开创了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
大禹治水神话传说起源非常的久远，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家喻户晓了，西周距离大禹治水的年代不过一千余年，当时很多大禹治水的遗迹还能找到，因此周人才会坚信不疑大禹治水的说法。这也说明大禹治水是真实的。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豳公盨”上面一共98个字，其大意是：上天命大禹治水，大禹通过疏通山川、因地制宜动员百姓的模式，清除了水患。
这件青铜器很小，是一件盛食物的器皿，遂公盨的口沿处露出了精美的凤鸟纹饰。凤鸟整体造型优美，头部前端有尖喙，顶上有绶带形状的冠，身体小而尾巴长。这件遂公盨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呈圆角长方形。它的四壁比较平直，口沿下装饰一周凤鸟纹，共计十二只凤鸟，对称分布。
汉代的司马迁《史记》距离大禹时期，就像我们距离汉代时期一样，我们现在想写汉代时期时的神话，肯定要翻阅旧书典籍。司马迁也是同样这样做的，由于秦代实行了毁灭性的焚书坑儒运动，从汉代初年中原大量引用楚书，到司马迁时，南北两岸的神话已经高度融合了，但不可能完美融合，司马迁编撰《史记》时，也发现了不同的先秦典籍之间记载的人物之间关系上存在矛盾。司马迁并没有避讳，照旧收录《史记》中了。司马迁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他对《禹贡》也是持怀疑态度，也是不太相信大禹有能力治理天下九州的洪水，所以他跑去了《禹贡》所描述的多个地方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大禹治水是全国家喻户晓的事，都有一些传说故事。可见汉代大禹治水传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南北两岸了。有一个地方司马迁认为是大禹当年治水的地方，他还亲自去考证了，这个地方就是鄱阳湖水域。《史记·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
关于南北两岸融合的时间，笔者还无法考证。但，可以从现今掌握的资料进行一下推测！汉代司马迁《史记》中说：黄帝集团打败了炎帝集团、蚩尤集团，统一了各部落集团，然后，黄帝又南下继续征战了。黄帝有没有打到长江以南，笔者认为还有待考证。不过，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往南到过长江 ，登上了熊山、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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