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买了几件针织内衣；我十八年没穿过这种内衣了。排队付款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尺码？我忘了我的尺码。最大的吧。女店员不以为然摇摇头。五十五号？她包好我从来不会穿的内衣，因为我的尺码是五十一号。我到了莫斯科才发觉。所有女店员都穿一样的蓝制服。我买了一把修面刷和一把折叠小刀。这些好东西便宜得可笑。在北方，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修面刷和折叠小刀。我进到一家书店。旧书区有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历史》卖——全套八百五十卢布。不，我要到了莫斯科才买书。但是拿着书，站在一家书店的柜台旁，就像端着一盘热呼呼的肉汤……就像端着一杯生命之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西伯利亚的依尔库次克，已故俄国作家萨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熬过十七年古拉格岁月，正要搭火车回莫斯科。他的旅程漫长艰辛。车厢又脏又挤又吵，不像列车更像宿舍。“一列囚车，一列囚车。”萨拉莫夫自言自语，他好不容易才挤上车躺下来。混乱之中，萨拉莫夫竟然忘掉十七年来一大梦想，他忘了去听他一直想听的声音：火车汽笛。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象征。车开了。某个转轨道口，列车晃了一下，睡在作家上铺的醉醺醺年轻中尉被晃得挂在半空，吐了作家一床。这一路，作家还遇到偷偷摸摸跑买卖的生意人，被朋友塞上车的醉鬼，在列车员车厢临时开业神色疲惫的暗娼，服刑完毕带着邋遢幼儿回家的父亲……每到一站，萨拉莫夫都不下车。他带了干粮，他害怕列车弃他而去。他深信会有不详之事，幸福不会没完没了。只有到了莫斯科火车站，看到妻子，萨拉莫夫才想起，多年前，每次出差，妻子亦这样来接他。只不过，这趟旅程花了十七年，更重要的，他不是出差，他是从地狱返来。
萨拉莫夫的自传式短篇《火车》写到这里冷冷而止。他没提到自己跟妻子如何相见于莫斯科火车站，亦没提到他是否尘满面鬓如霜，他和妻子是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从地狱返来的，还有法俄合拍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的女主人公：法国女人玛丽。二战结束，她跟着身为医生的俄国丈夫回到苏联，最终难逃古拉格魔掌。电影快完，丈夫带儿子去接刚刚获释的玛丽。父子俩神色严峻，站在雪地中，望着走出铁门的一队女犯，但是玛丽一直没有出现。镜头轻轻一推，玛丽瑟瑟缩缩转过身来。原来，她跟他们彼此错过，他们都没一眼认出对方。那不是电影开头年轻漂亮充满自信的法国女人玛丽，那是一个乡下丑妇，衣着臃肿邋遢，面容苍白衰老。镜头再转，玛丽在家中浴室准备入浴（儿子在客厅看电视：赫鲁晓夫正讲话），丈夫满是爱怜递来丝绸浴衣（他不知妻子现在尺码，他只好买了一大一小两件），可是玛丽很自卑，因为她一身臭气，那是环境恶劣的劳改营房无处不有的臭气。虽然电影没提，但我敢说，玛丽身上，还有萨拉莫夫写到的虱子，遇到热气就出来活动令你满身搔痒的虱子。
二
《火车》出自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这本自传式短篇合集，兼具文学与史料价值，堪称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大珍宝，而萨拉莫夫说他是从地狱返来，他亦没有信口开河，因为他在环境最严酷的科雷马劳改营呆了十七年，他九死一生最有发言权（根据估计，光是科雷马就有大约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严寒、饥饿、疾病、苦役……正如书中一位囚犯所说：科雷马是没有焚化炉的奥斯威辛）。《东方西方》这部电影亦没有撒谎，我这几年竟然看了三遍，初看我觉得有些夸张，再看两遍，我已不忍鸡蛋里面挑骨头。我倒不是出于所谓冷战思维，我有的只是同情与心痛。在我眼中，电影，文学，历史，就该这样互为映证让人铭记，就像我读完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杰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我不仅不再怀疑《东方西方》这出电影是否可信，我亦读到另外一个玛丽，俄国的玛丽，她的经历，或许比电影中的法国玛丽还要令人心酸。
俄国玛丽的经历，源于一则自传故事，那是她的儿子布拉特（诗人与歌词作者）在一九八八年所写：《我梦中的女孩》。布拉特的父亲是格鲁吉亚籍干部，一九三九年被捕，布拉特的母亲跟着入狱，被判十年劳改。那年，布拉特十二岁，先是投靠莫斯科的外婆，后去第比利斯投奔父亲家人。一九四一年，布拉特十七岁，他参军了。复员后，他进了第比利斯大学读书，而母亲跟萨拉莫夫一样，在古拉格一呆就是十八年，一九五五年才从劳改营获释。布拉特这篇故事提到母亲归来那个夜晚。叙述者是位天真无邪的学生，跟人合住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他很快乐，因为他在恋爱。但他亦有不快，因为他没有母亲。他只有母亲年轻时候一张照片。母亲有双棕色的杏仁大眼，他还记得她的微笑和柔声细语。终于，有天，他期待已久的电报来了：“接五零一次车。妈妈。”往火车站的路上，他幻想他跟母亲团聚该有多么幸福率真：“我接到她。我们在家吃饭。就我们俩。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我告诉她我的情况。我们用不着分析，或试图了解那些该受谴责的人有何动机。事情过去了，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让她放松一下。”
但是五零一次火车几度误点。这是一趟特别列车，载的都是犯人。午夜，等他去到车站，发现列车一小时前就已到站。他看到母亲走向他的住处。他和母亲拥抱，一起走回去，两人都不说话。到了公寓，她坐在厨房餐桌旁，烟抽个不停。当他望着她的眼睛，他没看到棕色的杏仁大眼：“她的眼睛又冷又远。她望着我，但她没看到我。她的脸很冷漠，成了石头，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得发黑的双手软弱无力靠着双膝。她一言不发。”当他问她想不想吃点什么，她说：“什么？”他又问，她却回答：“你问我？”她没问起儿子情况。她的话都是只言片语，提到她所在劳改营附近几个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她问那人是不是亦从劳改营回来，她怀疑他是告密者。她亦害怕离开住处。最后，儿子把母亲拖去电影院，如他之前幻想，要让母亲放松一下，但是，进去不到几分钟，电影还没开映，她就离开了电影院。
三
就让我把目光停在火车站片刻，就让我再来转述一对母女既不幸福亦不率真的重逢。一九三八年，农艺师狄娜进了古拉格（她的丈夫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同年被枪决）。狄娜五岁的女儿格特鲁和弟弟则被姑姑收养。在哈萨克斯坦的ALZhIR劳改营（“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狄娜身为技术专才，待遇不算最差（这类待遇往往决定一个犯人的生死）。她常给女儿寄点自己做的小礼物，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一条绣了可爱动物的毛巾。这条毛巾，女儿一直珍藏：“不管我在哪儿，在学生宿舍，在我住过的每个地方，我总把它铺在床上。在我心中，它就等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的那些年，我树立了一个母亲的形象，她善良而美丽，但是住在远方。”
九年后，格特鲁十四岁，母亲狄娜获释，当局允许她在莫斯科一百公里以外定居。狄娜选择住在符拉基米尔附近，并在某个集体农庄谋了一份农艺师的工作。当母亲从劳改营途径莫斯科前往符拉基米尔，住在舅舅家的女儿去火车站接她：“突然，一个女人步下火车。她身穿羊皮衣，拎着胶合板箱子，背了一个帆布背包。她的头发剃掉了。她臭气熏天。她赶了一个星期的路。我们带她回家，大人要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的炉子上烧了水，帮她脱衣服。太臭了。真的吓人。她一身都是虱子，衣服里面有蟑螂。我很厌恶。我不觉得这个女人是我母亲，我觉得她是外人。”
从远方归来，从地狱返来，不再年轻，不再美丽，不再纯洁，甚至不再健全，无论肉身还是灵魂。这是多么惨痛的人生遭遇！劫后馀生的行尸走肉，难道真的就比那些提早谢幕的死者幸运？像科雷马那样强加于人的苦难，难道真的必然铸就不朽灵魂？弗露查是某个劳改营主管的妻子，一九三七年丈夫被捕，她亦进了“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多年后，等她从哈萨克斯坦回莫斯科，弗露查成了废人。她在劳改营被拷打被痛殴，身心创痕累累。女儿埃琳娜从不知道母亲受过虐待，要到一九六零年，弗露查去世，医生问起死者身上的疤痕和瘀伤，埃琳娜方才发觉：“他们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伤，即使心脏都被打得脱了位。‘您母亲进过劳改营？’他们问。他们不能想象我的母亲如此情形怎么还能幸存。只有那时，我才明白，从劳改营回来，母亲为什么这样粗鲁和凶暴。她老在诅咒，一发脾气就打我们摔东西。我问过她在劳改营是否挨打，但她不肯说。‘有些事情你是不能讲的。’她说。我再没问过她。”
回来之后，弗露查信教信到颠狂，并有精神错乱迹象。她跟女儿相处愈来愈难。一九五三年，埃琳娜的儿子出生，来到世上就有生理缺陷。但是外婆弗露查很凶，常常打烂外孙的玩具，或是偷走外孙的糖果，把糖果跟别的食物藏在她的被褥下面。埃琳娜再亦受不了母亲，一九五八年，亦即弗露查去世前两年，女儿抛下母亲，从莫斯科搬家到了列宁格勒。
四
被古拉格毁掉的还有法学家史纳文的妻子埃思弗，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任职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因为拒绝撰写颂扬古拉格的学术著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三个月后即被枪决。埃思弗不久亦被逮捕，判了八年劳改。一九四三年，埃思弗从ALZhIR劳改营获释，当局禁止她回列宁格勒，亦不准她在别的大城市定居。埃思弗的女儿艾达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教书，把母亲接了过去，一起住在学校某间空置办公室。艾达至今记得母亲当年的样子：“她又瘦又黑，被哈萨克斯坦的太阳烤焦了，一身都是被疟疾折磨过的症状。她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她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母亲。她疾病缠身，几乎动不了，一切都要靠我。”
一九四四年，埃思弗得到许可，搬去莫斯科跟儿子住在一起。翌年，女儿艾达和新婚丈夫回到列宁格勒，住进五户人家合居的一套集体公寓。埃思弗从莫斯科偷偷回来跟女儿女婿同住，帮着照料刚刚出生体弱多病的外孙。一九四九年，因为违反居住许可条例，埃思弗再度被捕，并被流放到列宁格勒东南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某镇。在那里，埃思弗的居住条件很差，她没工作，生活不能自理，时常还被充满敌意的当地居民骚扰，因为他们觉得她是政治犯，是法西斯。半年后，埃思弗三度被捕，而这次的罪名是“反社会分子”。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西部某镇，住在镇外最廉价的出租屋，靠女儿寄来的卢布维生。
一九五一年，埃思弗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她的女儿回忆母亲：“她全垮了。她几乎任何时候都一言不发。每句话你都得哄她说出来：她一旦说了什么，马上就会后悔。她从不告诉我劳改营任何事情。我试着让她说出来，我兄弟亦试过，但都没用。她害怕出门。她要是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跑进一栋楼房的门内躲起来，她要确信警察走了，才肯出来。这跟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她一直都很坚强很自信，但她从劳改营回到家就变了一个人。她的自信没了，她的健康亦没了，她回来后的前三年两次中风。她的活泼和好交际全没了。她从不想见任何人。她最后几年都卧床不起。”
埃思弗的沉默和恐惧，当然还有其他幸存者的身心异常，应该归于医学范畴的“trauma”，只要救治得当，就算不能完全康复，起码亦能缓解创痛，让“患者”有勇气和信心继续生活。但我相信，后知后觉的好心人，当不至于天真得来自作聪明，反去责问埃思弗及其家人：“你怎么不求助医生，你怎么不找心理辅导？”从古拉格回来的很多人，包括家中亲友，大概再亦过不上所谓身心健康的正常生活。在五十年代的苏联，没人为他们“献爱心”，帮他们疗治创伤，亦没有专门机构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甚至没人承认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索尔仁尼琴和萨拉莫夫那样坚韧。刑满获释离开劳改营，犯人都被警告，不得公开谈论自己的遭遇。很多人就像埃思弗一样害怕，不仅不敢公开谈论，对自己的亲人亦讳莫如深，而就算讲给家人听，他们能否明白？他们能否承受？一九六二年，熬过二十年牢狱和流放岁月，玛丽亚回到家人身旁。她后来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我活着回来了。但我在那儿的生活，我能说些什么？我怎么被护送到诺里尔斯克？他们怎样才能明白‘护送’一词的真正涵义？不论我的描述有多详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没人理解我们的经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
五
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最有名当数索尔仁尼琴（初读萨拉莫夫诗选，索尔仁尼琴说了一句话：“我浑身颤抖，仿佛遇到一位兄弟。”他曾邀请比他年长的萨拉莫夫合写《古拉格群岛》，但后者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谢），他笔下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亦在冰天雪地的古拉格，一天苦役下来，晚上回营房，就想喝碗稀薄菜汤：“那碗汤——它比自由还要贵重，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本身还要贵重。”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很多地方亦提到吃，那篇《炼乳》简直黑色幽默。主人公是饥肠辘辘的劳改犯，明知诱他一起逃跑的同伴是告密者，但是为了口腹，他假装应承，并叫对方弄来两罐炼乳，因为他要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跑。第二天放工回营房，告密者同伴把两罐炼乳给他，他立刻用斧子凿了两个小孔，并用借来的勺子，当着其他犯人喝了起来。“我吃的时候，人人都站着在看。没人对此举止不当，他们亦毫不指望可以获准分享。他们甚至没人希望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两罐炼乳。这种事情没听说过，他们的兴趣绝对忘我。我同样明白，你不可能不去盯着食物在另一个人嘴里消失。我坐下来舒舒服服喝炼乳，没有就着面包，而是不时喝口冷水送下。我喝完了两罐。观众散了——表演结束。”
“表演”结束，这类“表演”的看客或参与者却难忘怀，因为他们跟萨拉莫夫一样，大概都有同一梦想：“我睡了，做起我永远的科雷马之梦——一条条面包在空中飘浮，填满所有房子，所有街道，整个地球。”若莱妲亦进过“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获释后，除了不愿谈论过去，除了落落寡合，她还执迷于吃：她常常随身带着小块面包，她常常囤积食物，她亦常常半夜起床吃东西，因为她担心饿着。柳芭是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前任丈夫是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摄影师，后任丈夫是莫斯科某电影厂厂长。一九三八年，因为后任丈夫被捕，柳芭进了ALZhIR劳改营。一九四七年，柳芭获释，青春与美丽不再，熟人在街上见她都纷纷躲避，她亦不能在莫斯科定居。幸好，从前某位仰慕者跟她结婚，柳芭总算回到莫斯科，有了一份工作。但是，根据柳芭女儿回忆，母亲以前的热情和慈爱全无踪影。她从不疼爱外孙。外孙要是跌倒，她会叫他们起来不许哭，因为会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伤害他们，而这些事情会让他们真的哭起来。回来之后的柳芭亦很自私，甚至贪婪，尤其事关食物。她的孙女回忆：“她在床下放了一个手提箱，塞满冬天衣服和干粮，以防他们再来找她。她怕晚上电话和门铃响，在街上看到警察就吓得不行。”一九八三年，柳芭去世。去世之前，她的笔记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害怕自由。一旦受过重创，你就永远容易再受伤害。”
《科雷马故事集》还有一则篇名美好的《樱桃白兰地》（采自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某诗人躺在劳改病房奄奄一息，配给的面包被病友偷走。当诗人一命呜呼，隔了两天，死者才被“一笔勾销”，因为邻床病友耍花招，替诗人多领两天面包，“所以，他比记录的死亡日期早死两天——对于将来的传记作者，这个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然而死者已矣，还是看看活着回来的人罢。埃琳娜有个怪癖：数自己的脚步，哪怕是在家里。这个怪癖来自劳改营。进去之前，埃琳娜从没做过体力活，她不习惯，尤其战争期间，犯人的工作定额大幅提高，埃琳娜常常不能完成，而根据古拉格的丛林法则，不劳动者就不得食或少食。为了节省体力，埃琳娜惟有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少走路。不过，比起阿历克珊德娜，埃琳娜数脚步只是小菜一碟。阿历克珊德娜亦从劳改营获释，跟女儿住在一套集体公寓内。她总疑心别人要偷她的食物，常把食物藏在家里的旮旮旯旯，但又忘了吃。等她想起来去找，食物不见了，她就怪女儿怪邻居。母女俩关系很糟糕，最后，阿历克珊德娜逼着女儿搬了出去。
米哈依尔很像《炼乳》的主人公，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儿童之家长大，在军中度过少年时代，又在这个劳改营那个劳改营熬了十五年。不管到哪里，米哈依尔都得参与争夺食物的“战斗”，他习惯把一切尽可能抢到手，不去考虑别人。离开劳改营，米哈依尔三十六岁，高大英俊，一把浓髯。在莫斯科文学圈，他以“火星来的野人”著称。某天，米哈依尔的女友（后来嫁给他）请他到家里作客，他在餐桌上的粗鲁表现把她吓着了。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只顾自己。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什么亦没说，直到有天，她终于忍不住责备他：他不能去抢最后一粒橙，而是应该留给孩子们，因为这是家里规矩。米哈依尔的妻子回忆：“他答道：‘我不知道，从来没人教我这样，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不是贪心，但就像他说自己，他是吝啬，或者甚至自私，因为他就是那样长大的。”而正是那时，她才明白，她并不真正了解她爱的人，她必须学会重新爱上他，真正的他，那个孤儿院出来的男孩，只有这样，她才能完全理解他，帮助他过上正常生活。
六
Enough！若说幸福家庭都是相似，可谁能想到，苦难，乃至苦难的后遗症，竟亦大致如此。根据《耳语者》一书所引保守估算，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亦即斯大林上台到他去世），大约两千五百万苏联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枪决、劳改、流放），这一人数，约占苏联人口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苏联人口约两亿），换句话说，平均一点五个苏联家庭，就有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而这并不包括死于战争与饥荒之人，更不包括受害者亲属（他们所受“震荡”，同样不可忽视）。难怪萨拉莫夫要下狠语（他在科雷马十七年，亲历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他怀疑苦难能否催生友谊，他反驳“文学童话”所谓困境是建立友谊的基本要素：“要是悲剧和需求把人凑在一起产生友谊，那么，这个需求还不极端，这个悲剧还不大。要是悲剧可以跟朋友分享，它还不够深不够强烈。只有真正需求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力量，并且界定他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
好辩读者，完全可以反驳萨拉莫夫立论太苛。如果不是基于信仰，大概没人愿意主动寻求这类严酷考验。不过，萨拉莫夫提到真正需求可以界定人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我极为认同。但我不想再以名家为例，我只想以《耳语者》书中一则真实故事结束本文。比起之前所述，这个故事相对“阳光”，虽然我读完一样恍若隔世，就像我初看电影《东方西方》觉得有些夸张（看来，笔者之前所引玛丽亚那番话并非毫无道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Believe it or not，恰如《科雷马故事集》数次提到的一句劳改营“名言”，刑事犯人揶揄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的同伴：“你要是不信，就当童话读吧。”廿一世纪歌舞升平，这些故事的确都像另类童话。但是，谁敢保证这类童话不会再现？谁敢肯定萨拉莫夫提到的考验不会重临？
一九二八年，瓦仑金生于列宁格勒一个工程师家庭。一九三七年，他的父亲被捕并遭枪决。瓦仑金和妹妹还有母亲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一九四零年才回列宁格勒。战争期间，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母子三人为敌军掳去奥地利和德国做工。战后，妹妹嫁给在德国认识的美国军官并移民美国，瓦仑金则回苏联。他的国外经历让他怀疑苏联体制。一九四七年，瓦仑金被捕，当局想他劝说妹妹回国，但他拒绝了。于是，他被控以“反苏宣传”罪名（因为他写给妹妹的信），进了三年劳改营。翌年，瓦仑金的母亲亦被逮捕（理由是她跟女儿通信），被判十年劳改（ALZhIR劳改营）。一九五零年，瓦仑金获释，先是住在黑海附近某地，在水泥厂工作，不久又被海军征召，派驻塞瓦斯托波尔四年。其间，瓦仑金与该地一名女子结婚，并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女儿。
一九五四年，瓦仑金复员。他不回家乡列宁格勒（他在海军表现很好，他前景光明），而是带着妻女去了哈萨克斯坦，住在母亲所在的劳改营附近。那年，母亲六十一岁，几年的劳改营生活令她心力交瘁。瓦仑金在集体农庄开联合收割机，跟妻子和女儿住在偏远简陋的板房内。每个星期，他都要步行一百公里去看一次母亲，给她捎去衣服和食物。一九五六年，瓦仑金的妻子无法忍受艰苦生活还有婆婆拖累，抛下丈夫和三岁女儿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同年，瓦仑金的母亲获释，母子返回列宁格勒，住进集体公寓一个狭小房间，瓦仑金则在列宁格勒地铁工程做工。翌年，母亲去世（八年劳改毁了她）。两年后，瓦仑金跟妻子团聚，他们又有孩子。可是一九六四年，妻子再度出走，三个孩子则由瓦仑金一手拉扯成人。
回首往事，瓦仑金说：“我母亲总是告诉我，为人要诚实要有道德，要活得真实，就像十九世纪伟大的俄国作家宣扬的那样，尤其是赫尔岑，我们小时候，她给我们读过他的书……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我母亲进了劳改营的事实，我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她……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帮助她是我应有的道义。”但是，瓦仑金亦承认，他当年抛下列宁格勒的工作前景，自我放逐到哈萨克斯坦，或许还因为他的不同政见，因为他受到的伤害，因为他觉得世道不公，而这一切，都让他有意远离现行的苏联体制。
写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廿八日至五月五日
（发表于《万象》七月号）
标签： 短篇童话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