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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杨嘉儿]恐怖电影与东西方文化随笔

2021年11月14日4大千世界百度已收录

近几年来,欧日本恐怖电影大举“入侵中国,“战果辉煌”,尤其在年轻人市场广大,并且因此刺激了以通俗恐怖故事为代表的“恐怖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人酷爱恐怖片,而且人们通常认为胆小的女孩子在欣赏恐怖片的欲望程度上毫不逊色于男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如何看待“恐怖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

  1)恐怖电影侵入中国

  恐怖片在中国首次取得“胜利”,应该是1937年在上海上映的《夜半歌声》。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片商大做广告宣传电影如何“恐怖”,其中设置在大光明饭店与国际饭店之间的活动广告牌据说吓死过一个小孩,电影尚未放映而“恐怖”名声大盛,结果一整个夏天全城的人都在论这部在金城大戏院连上演了一个半月并且场场爆满的国产电影,它的男主角金山也一夜之间成为上海滩万众瞩目的明星之一。这之后,长期没有“恐怖”经历的中国大陆观众所接触到的第一部恐怖片可能是来自香港的《画皮》。这部改编自聊斋同名故事的电影在今天看来既不高明也不恐怖,但当时从来没有看过恐怖片的观众还是“吓”着了,甚至“吓”出了票房,乃至于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记得这部电影的名字,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家对一部“恐怖”电影趋之若鹜。

  也许有人会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没有看过恐怖片,因此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是,仅仅用好奇心来解释是无法让人满意的。一个明显的事迹,那就是恐怖片在中国的市场正在扩大,欧美、日韩的恐怖片越来越多的输入,内地与香港、海外的华文电影也越来越多的涉及恐怖片类型,甚至内地著名影星、影坛大腕之一的葛优,最近也主演了一部恐怖片《窒息》。与此同时,地摊上也出现了好几本以恐怖招徕读者的小杂志,网络上也一下子涌现出好几个著名的“恐怖”写手,这就说明,人们对恐怖片的兴趣,决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好奇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和人类整体都是被“吓大”的。正因为恐惧心理的存在,原始人才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避开强敌得以生存,而面对恐怖事物既害怕又受诱惑的心理反应,是人类在其个体与群体进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本能。由此可见,人们之所以喜欢观赏恐怖片,在于电影中所揭示的恐怖经历引发了观众自身的恐怖心理体验,对于恐怖体验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心理本能。由于观看电影所经历的“恐怖”只是一种虚拟的心理体验而不是真正的恐怖经历,这种虚拟特征使得恐怖片的观众在观看电影(经历恐怖)之后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与放松,因此成为一种独特的休闲方式。观看恐怖电影还可以训练观众的心理承受力,在这一点上,观看恐怖片的过程简直就是一场连续的心理游戏

  尽管对恐怖电影的审美与心理基础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但是东西方对恐怖电影的题材选择、处理方式、观赏感受等等还是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表现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对恐怖电影的深远影响。

  比如,关于恐怖片对观众的影响,国内外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基本上来说,就是国内更注重对于摹仿心理的防范,而国外则更强调净化作用。对于恐怖片所涉及到的迷信怪异暴力、警匪片所涉及到的凶杀色情之类,其实大家都认为是有害的,但是,国内学术界教育界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都认为,电影对这些现象的展示会引起青少年模仿,教育青少年只能给他们看安徒生童话那样的糖水作品;国外则更多的认识到,在观看这些电影的过程中,那些有害的心理被替代或净化,比如杀人的欲望因为观看凶杀片而得到间接的满足于是不会在真实世界杀人。这也符合著名心理学家佛洛伊德对艺术创作活动的解释,他认为艺术创作和梦一样都是对于潜意识中愿望(尤其是不正当愿望)的满足。

  人类心理上确实会对很多东西感到恐惧,恐怖片尤其是高水平的恐怖片通过对恐惧心理的强化与疏导,使恐惧感不再是折磨人的东西,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恐惧心理对人的心理与身体伤害

  恐怖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商业运作。中外的许多事实都在证明,“类型”化包装是文学艺术创作取得商业成功的捷径,定位于几种“类型”的艺术作品更容易获得大众的喜爱,比如武侠小说、功夫片对中国市场的成功,现在,有了恐怖电影。

  2)东西方恐怖片“吓人”方式漫谈

  先看欧美。恐怖片的题材,大部分表现为凶杀,美国还有一类典型的恐怖片,即所谓的“砍人片”,讲述一两个变态杀人狂到处追着人乱砍,最后往往只有主角能够活下来,最著名的有“德州电锯杀人狂”系列。砍人片中的受害者往往是少男少女,主要面对青春期的观众,这种片子即使不“吓人”也可以当青春片观看。美国砍人片之所以结合青春片类型制作,除了容易获得成功,还有就是“青春期”往往具有嗜血的特点——对血腥场景更感兴趣。“血”这一意象,或许是恐怖片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电影元素。由于美国一直是电影技术的龙头老大,所拍的恐怖片理所当然带有浓厚的技术色彩,它的一些恐怖片比如《异形》甚至代表了当时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因此,虽然美国恐怖片的恐怖效果也许不够强烈,但技术的运用还是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刺激。

  作为电影的故乡、恐怖电影的发源地,欧洲的恐怖片相对来说还是更注重内心。欧洲艺术非常发达,恐怖片中的音乐和美工具有很高水平,而注重内涵的传统使欧洲的恐怖片更讲究故事情节,更注重心理冲击力而非简单的画面,常常具有真正寒至骨髓的恐怖效果。由于恐怖片投资小而回报丰厚,很多欧洲国家把它当作和好莱坞抗衡,复兴本国电影工业的希望。摄制恐怖片最积极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1999年西班牙影片《无名死婴》以出色的美工、音响、大胆的剧情达到了相当震撼的效果。

  在欧美电影中,构成恐怖片“吓人”的因素,不外乎这么几类:让人害怕的视觉效果,让人害怕的音响效果,让人害怕的情节效果。音响与视觉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电影里面所采取的手法基本上是对人所害怕的真实的声音与物体形象的模仿与强化,在视觉效果方面,最初可能就是大量应用“血淋淋”的镜头,后来才逐渐“进化”到各种复杂的特技。故事情节被认为是恐怖片真正“吓人”的地方,其“吓人”的方式也日渐高明。亚洲恐怖电影与欧美的一大不同,在于几乎是极端地重视情节的恐怖性。香港导演郑保瑞认为,“恐怖”的方式在于通过情节强化观众对“恐怖”的期待,让观众自己吓自己。一些情节之所以会特别“吓人”,和前面所提到的视觉、音响效果一样,它们也缘于和观众经验(包括积淀在个体与集体无意识中的恐怖体验)的共鸣。

  19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电影迅速崛起,并且也被卷入恐怖电影的狂潮。亚洲恐怖片的特点可谓极度写意,承继了东方鬼故事中带有哲学意味的神秘感的特点,电影中使观众感到恐惧的往往不是鬼怪本身,而是由故事情节所营造的紧张气氛。恐怖片的主人公大都是平常人,连续遭遇奇怪事件,紧张气氛一步步加重,直到最后一刻才鬼魅现身,达到恐怖的高潮。亚洲恐怖电影对人的恐怖经验极度贴近,《咒怨》中的鬼怪形象,往往就是许多人发生过的恐怖幻觉。一位观众描述他的体验说,看过《咒怨》之后,他在两三天里经常疑神疑鬼,总是认为有些“东西”在他的左右。笔者本人几乎没有在其他恐怖片中“享受”到恐怖快感,只有在观看《咒怨》时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而美国的恐怖片,比如《鬼娃新娘》,却只能感受到由情节与血腥所带来的紧张。

  《午夜凶铃》或许是亚洲最成功的恐怖片之一,它也是一部典型亚洲风格的恐怖电影。影片一开始即发现连续有几个人奇怪的死去,死时的样子都是睁大眼睛,神态极端恐惧。所有的死者都看过同一盘录象带。有一个传说,说看过这个录象带后,就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没有人说话。这之后过了7天,这个看过录象带的人就必死无疑……这部电影所揭示的人们对于血缘与乱伦、欲望与禁忌之间冲突的原始恐惧,抓住了观众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它的成功在东西方都引起了疯狂的模仿甚至翻拍,但是,或许是编创者缺乏足够的心理体验深度、或许是编创者认为作为大众消费者的观众大多数不会对明显的心理变态产生认同、或者是编创者过于强大理性一定要给所有神秘的东西寻找一个“科学”的理由,那些模仿的影片一律缺乏深度,让人觉得淡而无味。仔细比较美国翻拍的《午夜凶铃》与日本原版,可以发现更具“物质”(物理)特征的美国文化无法兼容东方特质的《午夜凶铃》,或许对美国人来说,硬邦邦的刀枪才是杀死人的最佳理由,而难于认同人会死于不可捉摸的神秘原因。在美版《午夜凶铃》中,许多原来看不到的东西被看到、许多原来模糊的东西也变得清晰,总之,“抽象的意境”基本上变成了“具像的情节”。

  所以有人建议,对《咒怨》《午夜凶令》这些经典的恐怖电影,如果你胆子不够大,可以先看美国版。

  3)中外“恐怖文化”的差异

  即使在国内市场上,中国的恐怖片,包括中国大陆之外地区所拍摄的华语恐怖片,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欧美的恐怖片抗衡,即使与同属东方的日相比,也还是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会这样呢?

  著名文化人江小鱼先生在中央电视电影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人神观念上的不同,对外国人来说,人与神是绝对分离的,神(准确地说应该是妖或仙)对人来说是完全未知的东西,有可能带来恐惧;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混合的,神仙可以下凡来嫁给人。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神(妖)并不属于完全陌生的范畴,相对来说缺乏恐怖基因。因此,即使是清朝著名的妖狐鬼怪故事集《聊斋志异》,也是温柔多情多于恐怖惊骇,而中国的《梁祝》《天仙配》《牛郎织女》之类传说,如果到了外国,就一定是恐怖故事。

  从本质上说,这种差异在于各自的宗教背景及其影响下面对“恐怖”对象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不同。

  一般都认为,与中国文学艺术中鲜有“恐怖”作品不同,西方文学艺术中则有着受《圣经》影响的“恐怖”传统。《圣经》里面有不少相当恐怖的场面,而基督教传说也一直在极力渲染地狱或末日的恐怖。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数《启示录》,里面描写了天使与撒旦的战争,地上的屠杀、瘟疫、灾难和饥荒,以及其它大量关于末日审判的神秘而可怕的征兆。《启示录》因其生动的语言、奇异的想象、丰富的象征、鲜明的意象和震撼人心的气势,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哥特式小说为代表的恐怖题材作品,以及民间流传的恐怖故事,宗教故事,都成为今天恐怖电影的源泉。

  而在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体系中,尽管也有关于地狱的恐怖描述,但其重点仍然在于救赎而不是受难,佛教中的各种神佛也很少以专制暴君的面目出现(这与《旧约》中的上帝不同),它所强调的是“慈悲为怀”。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早熟的民族,中华民族在理性上的早熟,使早期集体心理(文化)中排斥非理性的内容。这表现在孔子身上,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传说他在编订《诗经》之时,把许多神话和他认为荒诞的东西都删除了。理性的早熟使得中国民族在面对任何一种事物(包括神秘或恐怖)的时候,更容易采取理性与功利的处理方式:为它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找到使其为我所用的途径或将它排除在固有的民族文化之外。这一点不但影响了恐怖心理体验的欠缺,也直接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对于恐怖,它更多的只是一个需要被战胜的对象或一种需要被克服的心理,而很难站在审美距离上对它进行艺术观赏,从古到今中国都缺乏成熟的恐怖文学作品。

  另一个影响,在于西方文化对个体而中国文化对集体的偏重。由于价值取向上对集体(国家、皇帝家族、祖先)的绝对偏重,中国文化缺乏对个人体验的尊重,当然也包括恐怖心理体验。这种差异还更明显的表现在灾难题材电影上:西方灾难片中,人类一方面要面对自然界的灾难,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社会政治层面的非人道力量,影片往往因此夸大主人公个人的力量;而中国灾难片在叙事的主导动机上更加强调主人公的社会属性,强调以国家的名义、集体的力量战胜灾难,主人公代表的是一种集群力量,象征着一种超越了个人形象之上的社会形象。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不谈,用一种比较夸大的说法,就是,中国的灾难片很容易拍成训练观众如何应付灾难的教育片,而西方的灾难片则通过对灾难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渲染,在引起观众共鸣的基础上激发其雄主义气概。

  除了这种理性与价值取向的不同,影响中国恐怖片制作与观赏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意境”的追求,结合“含蓄”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在恐怖片中比较排斥直截了当的(或血淋淋的)“恐怖”视觉效果,而强调通过情节尤其是悬念来营造恐怖效果。由于历史文化中“恐怖”因素的欠缺,恐怖电影创作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同样受中国追求空灵意境文化影响的日本,因为在对待恐怖与神秘对象的态度与中国不同——日本历史上一直有着丰富的恐怖故事或传说,甚至对变态似乎有一种病态的喜好(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名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成就与此有关)——他们拍摄了比欧美电影更适合中国观众口味、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电影的恐怖片。

  现在,随着欧美日韩恐怖片的大举“入侵”,不但恐怖片的市场在扩大,国产恐怖片也在发生变化。葛优刚刚完成的《窒息》,讲述一个爱上自己模特的摄影师,为了和模特在一起,他产生了杀妻的幻觉:他不动声色地杀妻、藏尸,整个过程都做得相当冷静、从容。表面上,他又要极力掩饰自己做过这样的坏事,一方面妻子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他的幻想中,他内心生怕妻子的灵魂来报复。尽管并不是很成功,这部电影的情节结构方式还是说明了我们正在以自己的特色向西方心理恐怖片靠近。

  不管怎么说,“恐怖”文艺作品开始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它有其自身的市场与价值,它的存在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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