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我二十三岁来到台湾，至今说来已经六十年了。
前面二十三年，我的人生未必很好，来到台湾六十年，未必不好。此话怎讲?因为我生于北伐的年代，母亲跟我说，我哇哇来到世间的时候，正是中国最动乱的时候。
我十岁稍懂人事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八年抗战期间，我的家乡是游击队、国民党、日本人紧张接触的地方，甚至南京大屠杀就在我的家乡扬州隔壁。父亲为了生计在外经商，在外两年毫无音讯，生死未卜，母亲带着十二岁的我去南京寻找父亲，但乡人猜测，他可能死在南京大屠杀了。
我就是在这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慢慢地成长。十二岁那年，被一位老和尚看中，我告别母亲，在栖霞山出家了。
星雲大师(佛光山寺法堂书记室 提供)
谁都不能信任的时代
八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就是二十一岁那年，我在宜兴白塔国小担任校长，早上国民党军队来到寺里，要我们告诉他们：“共产党的军队在哪里?”晚上解放军、地下工作人员来，要我们告诉他：“今天国民党的部队多少人来?”
现在这些话讲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小命不知放在哪里，说错话随时就可能结束生命。我也曾遭到逮捕，国民党说我是“匪谍”，要枪毙;共产党说我是“国特”，要杀头，两面不是人。有天下午，应该是带着我要抓去枪毙了，在面临死亡前的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人生的境界是什么滋味。在那样的情况下，你说一个年轻人青春在哪里?
在这种绝命之下，我二十三岁带领救护伤亡、服务众生的“僧侣救护队”来台湾，七十几个人从上海登船，来到台湾。才到基隆港，就有三十人不告而别，各奔东西了。
初来乍到的我无亲无故，生活艰困，吃不好、睡不好，仅有的包袱弄丢了，唯一的一双罗汉鞋也不敢穿，因为那时台湾人大都打赤脚，我穿鞋，他们会盯着我看。
不久，白色恐怖就来了，就是亲生儿女都不能信任，谁来伸出援手?
那几年，国民党对我们不谅解，警察经常查户口，我常一觉起来，就被问这个、问那个。生活谋食困难、投靠无门等等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困难的是，当时我住在一间寺庙里，偶尔要出门上课讲法，都要先报备，必须到派出所警察局“请假”，他们同意，我才可以去。
来台湾时，并不需要“入境证”，后来办户口的时候，“入境证”却是不可少的文件，那时没有户口是很危险的，不能居住，会被视为来路有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省议员吴鸿麟其实不认识我，但我向他求助，请他帮忙报户口，他竟一口答应，亲自带我到警察机关报了户口。后来，我们师徒三十几位僧人被人诬告是“匪谍”，被警察逮捕审问，几乎面临枪毙，也是吴老先生奔走，才将我们保释出来。因此我和他的公子、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成为至交。
总之在乱世，人不如狗啊!国民党那时对外省来的年轻人不放心，怀疑我来路不明，这个精神的压力很大，持续了三年之久。
来台初期的星云大师与信众，坐“轻便车”下乡弘法去 (佛光山寺书记室 提供)
外省和尚在最本土的宜兰传教
来台三年后，二十六岁的我，来到宜兰这个纯朴的农业社会，落脚在雷音寺。这个寺原本不小，却有三家军眷占住，前半年我没有房间，都是在佛桌底下睡觉。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小房间，像土地庙那么小，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从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每天晚上大家就寝后，我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二十六岁的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电灯，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
但最大问题是，这个寺庙没有厕所，要“方便”要走到火车站厕所，我往往得边忍边走二十分钟的路。
每次走在这段路上，宜兰的民众就好奇地像看西洋镜，围过来看热闹：“来看，来看，一个和尚在街上走!”
我知道他们在看我，我从小受训练，出身丛林，举手投足当然都要像个样子，即使便意很急。他们就像我的老师，行礼啊，走路啊，我想在老师面前还是要表现好。久了之后，大概我表现得不错，在当地他们就认可我了，会帮我说好话，也渐渐接受我了，于是我在宜兰这个小小地方，展开了我与佛教的运动。
为了倡导佛教，我开始教他们歌咏队唱歌。过去佛教是不唱歌的，我组织弘法团、青年会、儿童班，带领男女青年到乡下弘法传教，当地不少民众会从家里拿出小凳子，在广场上给大家坐，帮助我讲道传教，青年们会替我弘扬佛法，用台湾话讲：“咱的佛教来了。”这句话令我感动，至今难忘。
这句话现在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那时在政治上有股压力。蒋夫人是信基督教的，对佛教很排斥。当年，你说你信佛教，你就不能升官;填表格时说信佛教，就不能出国，这里面有宗教的歧视。
台湾最早期是这样的。不过，政治的力量还是抵不住广大信仰的群众，最后我还是获得了民众支持。我的弘法团、青年会、儿童班，几乎都是全家一起来，佛教得到了帮助，当地人会去宣传，替我制造机会。警察查户口时，人们出来帮我讲话，说这个大师怎么好，怎么慈悲啊，来我们这儿多久了等等，这些都是保护我。
那时民众对我个人最好奇的问题是，语言的沟通。这个讲来很神奇，我到今天都不会讲闽南话，都是靠信徒替我翻译，奇妙的是，当地的老太太、老公公，几乎都听得懂我的话，不必翻译。我也能多少听得懂他们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跟他们真是打成一片，他们知道我是师父，但我又像儿子，又像孙子，像他们的家人，好像没有分别，他们还会鼓励儿孙来参加我的弘法。宜兰是我和台湾结缘的开始，从这里之后，才有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佛光事业。
星云大师的母亲刘玉英女士(佛光山寺法堂书记室 提供)
儿子听不懂妈妈的话
海峡两岸一刀两切，思念故乡是人之常情，站在儿子的立场，缺憾是有的。1986年，还没开放探亲，我不能去大陆，妈妈不能来台湾，我们要到第三地才能见面。经过特殊安排，终于在某一天，母子两人分别来到日本东京机场。
看到中国民航客机一点一点缓缓降落，我知道母亲要下来了。这种见面不能公开，如果被人照了照片，说我在哪里跟大陆人见面，那是犯法的。
我们装不知道，好像不期而遇。因为我穿僧袍，她看到我比较好认识，我看到她反而不认识。我母亲由弟弟和弟媳陪同，到底四十年了，过去她是年轻的，后来变成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了。
她朝我看，我也朝她看，没错，是母亲。我们也没拥抱，也没有痛哭，但搀扶她的弟媳妇竟然哭起来了，泪洒机场不好看呐。我就说：“不要哭，不能哭啊!”万一给人发现怎么得了。
我看她努力忍住眼泪，自己竟然也湿了眼眶。我小声说：“不要讲话，赶快跟我走。”我们默默走出机场，上车，直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开始讲话。
不过那时真的是……人间的悲惨(星云大师颤抖着手，拿出卫生纸一角拭泪)。我母亲讲的话，我居然一句都听不懂。她讲地道的扬州话，已经离开快四十年的我都听不懂了。我后来甚至有个奇怪的念头：眼前这个妇人是不是我母亲啊?我母亲是这样吗?会不会有个人假冒我母亲，故意来骗我的呢?
我第一句话叫她不要哭：“妈妈你坐好啊，路很远啊，累不累?”后来我们谈了儿时的往事，我还问：“当时你怎么会准许我出家?”原来出家是我跟她要求的，她一开始为难，后来准许了。
但我觉得要证实一下。她回说：“你小的时候，妈妈没有能力培养你，看得出你也是人才，将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当时你师父要培养你读书，我想或许你会有前途……”从这件我们母子间的事情，我得到了印证，才很确定说：“妈妈你是这样讲的没有错。”我又再看她一下，虽然老了很多，没错，是妈妈，我们才又回到儿时母子的感觉。
相隔三十七年，最令我感慨的是，儿子听不懂妈妈的话，世间有这样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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